奎妮（第8/11页）

她发现后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没有告诉斯坦。

“我扔了，”她说，“还是好好的，里面都是值钱的水果什么的，但我不想重提那个话题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声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么悲惨，现在却变得狡猾和开心，仿佛她一直在讲一个笑话，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结局。

我不得不把头从她手里拉出来，转身看着她。

我说：“但是他错了。”

“噢，当然是他错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结了婚就会了解这一点的。”

“那我就不结。我永远不结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说，“他很爱吃醋。”

“永远不结。”

“呵，你和我很不一样，克里西。一点儿都不一样。”

她叹着气说：“我是为爱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会在电影海报上看到过那些词儿。“为爱而生”。也许就是在奎妮的影院里放的某部电影的海报。

“等我把发卷拿掉，你会很漂亮的，”她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说你没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应聘太晚了，明天早点。如果斯坦问你，你就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留了你的电话号码。说家商店或饭店什么的，只要让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录用了我，尽管我根本没打算这么勤快。奎妮决定给我换个发型，化了眼妆，但是结果没有如其所愿。“你真的更适合自然的。”她说。我把妆全部擦掉，涂上自己的口红，是普通的红色，不是她那种发荧光的浅红。

这时已经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邮箱了。她得准备去电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钥匙，让我去看看邮箱，算是帮她的忙。她告诉我邮箱在哪里。

“给你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得用自己的邮箱。”她说。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楼地下室的杂货店当店员。我的职责是站小吃柜台。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感到相当无望。我的发型在闷热的空气中耷拉下来，我的人中上面一层汗。可至少我的经痛没那么厉害了。

一个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柜台旁喝咖啡。

“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