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游戏（第8/13页）

多年以后，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沙琳婚礼的照片。那个年代，婚礼的照片会在报纸上刊登，不光是小镇，城市的报纸也会登。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正在多伦多布罗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翻看报纸，一边等一位朋友。

婚礼是在圭尔夫举行的。新郎是多伦多人，毕业于奥斯古德法学院。他个子很高，也可能是长大后的沙琳特别矮。即使她的头发厚厚地盘在了头顶—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精致的钢盔头—也只刚有他的肩膀高。这种发型让她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不过我记得是克娄巴特拉妆，眼睛描得很浓，嘴唇淡淡的。听起来很怪，不过那个年代，这种样子必然会被盛赞。而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只是她还是个孩子时下巴上长的滑稽的小肿块。

她，报纸上说的新娘，毕业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

那么，到圣希尔达学院上学，她肯定来过多伦多。她在的时候，我也在同一个城市，我在大学学院上学。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走在同一条街上，或者校园的小路上，却从来没能相遇。我不觉得要是她看见我，会故意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会躲开她。当然了，一旦我得知她在圣希尔达学院上学，一定会觉得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学生。我和朋友们都觉得圣希尔达是淑女学院。

现在，我是人类学硕士，我已经决心永远不要结婚，尽管不排除会有情人。我披了一头长长的直发，我的朋友和我都喜欢嬉皮士的风格。相比现在，那个时候童年记忆更为遥远，早已褪去了色彩，一点也不重要。

我本可以给沙琳写信，请她的父母转交，报纸上就有她父母在圭尔夫的地址。不过我没写。我觉得祝贺女人结婚这种事儿，伪善到了极点。

不过，也许是十五年后，她给我写了信，请我的出版人转交。

“我的老朋友马琳，”她这样写道，“在《麦克林》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想到你写了本书，我真是惊叹不已啊。我还没去买书，因为我们刚度假回来，不过我肯定会去的，而且一定会尽早看的。我刚刚翻了翻外出期间积攒下来的期刊，在上面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很有个性，评论也很有趣。我觉得必须要给你写封信祝贺。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但还在用婚前姓写作？你成家了吗？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生活吧。我伤心的是没有孩子，不过我终日忙于志愿者工作、园艺，或者和我的丈夫基特一起出海。永远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要是他们不订你的书，我就拧断他们的胳膊。

“我要再次祝贺你。我要说，我有点惊讶，但也不完全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一次的来信，我也没有回。似乎根本没有意义。一开始，我没有留心信结尾的“特别”这个词，但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它仿佛是给我迎头痛击。然而我对自己说，她用这个词没有特别的意思，我如今依然相信这一点。

她提到的书，是我从一篇文章慢慢写成的一本书。我一度失去了继续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开始写另一篇，后来有空了，就当成业余消遣再回头继续写。自那以后，我和别人合著了两本书，适时地满足对我的期望，不过，我自己写的那本，是唯一给我带来一些外界关注的，更不必说来自同僚的批评了。现在，书已经不再印刷了。书名叫《偶像和白痴》，要是现在，这种名字绝对逃脱不了惩罚，甚至连我的出版人都很紧张，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个书名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态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称之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这些人对精神或者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有缺陷”、“残废”、“迟钝”这些词汇当然都进了垃圾箱，也许有好的理由—不仅是因为这些词表现出优越感，以及习惯性的不善态度，也因为这些词并非准确的描述。这些词汇忽略了这类人群身上丰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还能发现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归咎（这个词并非完全不准确）为神圣的、神奇的、危险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也涉及了诗歌、小说，以及宗教习俗的影响。自然，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大家批评我过度文学化，批评我引用的信息全部来自现成的书籍，但那时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没有得到任何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