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第9/11页）

这种集体优越感并非总表现为高傲，即冷静、宽容，它也可能表现为强悍、烦躁不安、怨恨好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生会社宣读论文，随后学生们展开讨论（这是应该的）。一个年轻人紧绷着脸，对我非常不客气，最后我只好说：“先生，五分钟内你有两次等于在说我撒谎。如果讨论批评的问题时，你非这样不可，那我只好离开。”我预计他会作出如下两种反应：勃然大怒，对我大肆侮辱，或面红耳赤，向我道歉。令人惊讶的是，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脸上那种习惯性的不适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除了不再近乎直接地说我撒谎外，他的表现和先前无异。你碰到的是一幅铁幕，他早已作好准备，不与我这样的人发生任何真正的个人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几乎可以肯定，在这背后有一个强悍的朋友圈子——自封的圣殿骑士团，随时全副武装，准备捍卫处于危急之中的巴菲迈。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是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而存在。我们是标本，代表不同的年龄群、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舆论、不同的兴趣，应该予以灭绝。你打掉他们的一把武器，他们又冷静地拿起另一把。他们根本不是在普通的、人际的意义上与我们相遇，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喷洒杀虫剂（我曾经听人用过这个比喻）。

那两位友好的年轻牧师和那位不友好的学生，知识水平都很高，爱德华时代那班赫赫有名、愚蠢到称自己为“精英”的朋友也是如此。但是，一群极其平凡的人组成的朋友圈子同样可以产生集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炫耀出来。大家都见到过这种现象：在学校里，“老生”故意在新生面前攀谈；在部队里，正规兵故意在“临时兵”面前攀谈；有时候，在酒吧或火车车厢里，粗俗的朋友彼此之间故意高声说笑，让素不相识的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些都是为了炫耀。这种人神神秘秘地亲密交谈，为的是让别人偷听。他们要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圈外人，他不是该圈子的成员。其实，这种友爱除了排外，几乎没有任何“内容”。每个成员在与圈外人交谈时，都喜欢用教名或绰号称呼其他成员，因为这样一来，圈外人就不知道他指的究竟是谁。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手段更加巧妙。他开门见山地提起他的朋友，仿佛人人都知道，也理应知道他们是谁似的。他的开场白往往是：“正如理查德·巴登曾经告诉我的……”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从不敢承认自己没听说起这个人。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显然，稍有头脸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巴登是谁，“不知道他，即证明自己是无名小卒”。过了很久，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其他人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我现在怀疑，他提到的所谓理查德·巴登、赫西凯·克伦威尔、爱利诺·弗斯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确彻底给唬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朋友圈子中存在的友谊的骄傲，不管这种骄傲是高傲的、强悍的，还是纯粹粗俗的。认为自己所在的圈子不存在这种危险，未免轻率。人们无疑都是最后才在自己的圈子中发现这点。这种骄傲的危险与友爱确实几乎不可拆分。友爱一定是排外的。必要的、毫无恶意的排外行为很容易演变成排外的风气，再进一步发展成堕落的排外的乐趣。一旦开此阀门，我们便会迅速直线下滑。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强大的叛逆者，也不会沦为普通的无赖，我们有可能成为“精英”（从某些方面看，这更糟糕）。最初将我们带到一起的那个共同的理想，可能会慢慢地远逝。我们将成为一个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小圈子，一个自封的（因而是荒谬的）贵族阶级，沉浸在集体的自我认可的梦幻中，自得其乐。

有时候，这种小圈子开始涉足实践领域。一些与该圈子最初的共同兴趣不大相关的人，因为让人觉得“忠实可靠”（一种无法界定意义上的“忠实可靠”），被招募了进来。这种审时度势的扩充，使得该圈子成为地方上的一股势力。逐渐地，其成员身份具有了政治意义，尽管所涉及的政治也许只限于一个军团、一个学院或一个教会内部。他们把操纵各个委员会、（为忠实可靠的人）谋取职位、联合起来对付穷人，当作其主要的工作。那些一度聚会谈论上帝或诗歌的人，现在聚会谈论起教士的俸禄或讲师的职位。对于他们，这种结局很公平。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当昔日的朋友圈子这样沦落为一班欺世盗名之徒时，昔日的友爱也退回到它的基质——纯粹实际的伙伴关系。他们现在与原始的猎人群体无异。他们也确实是猎人，只不过不是我最敬重的那种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