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4页）

如果上帝还能看顾我的话，他必然会将我看作一个母亲。疯狂地寻觅食物和庇护所，为爱痴狂，这就是母亲。我的儿子们跑出门、离开庇护所、听不进建议的时候，都会喊：“萨拉姆博蒂 ！”但他们从未逃离我的爱。帕斯卡走得最远——他这两年来一直待在罗安达，在那儿学习石油工程，并且追女孩，这点我可是坚信不疑。他总是让我想起我的那个与他同名的老朋友，他们都有着分得很开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会倏地冒出同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就像小鸡从新鲜鸡蛋中破壳而出：“贝托恩基图塔萨拉 ？”我们干点什么呢？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静，体形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想学习政府原理，梦想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非洲当司法部长。我双膝发软，既担心，又赞赏，默默关注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马丁·路德最后成了最深沉的孩子，无论是肤色还是脾性。十二岁，他就喜欢沉思，在日记本上写诗，就像他父亲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纽·内图，他总是让我想起他的艾达姨妈。

在基姆武拉区，我们和农民一起从事大豆项目，试图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这头野兽肚子里，设一处可合理维持生计的小小前哨站。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哪怕只有一丁点成功的风声传到政府的耳朵里，农业部长都会将我们打压殆尽。所以，我们悄无声息地在丛林里栽植下我们的希望，这儿距离安哥拉边境也就几公里，在一条状况差劲的马路尽头。蒙博托的探子不太会经常来这儿飙他们的豪车。

我们日复一日地眼见着这块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纳托尔重新办起了中学，此地教育彻底荒废已有十年时间——在基姆武拉村，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识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贪吃的塔尼尔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我让他骑坐在挂于我双肩的宝宝背巾上，这样，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马丁奉父亲之命分别教法语和数学，但这样一来，马丁就得管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树之间，用木柴烧饭，就很开心。搬木柴、取水让我精疲力尽，可我乐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种精疲力尽：没完没了地听见蒙博托奢侈无度的新闻，看见长期掠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与二十年前的基兰加人相比，这儿的人本能地满怀惧意，没那么慷慨大度。邻居家的女人仍旧会送点小礼品过来，给一串香蕉或一只橙子，让小家伙嘬几口，也让我们瞅着他皱起的脸蛋哈哈笑；尽管如此，她们在打量我们房间的时候，眼睛还是会眯缝起来。由于从没见过白人，她们便以为我肯定认识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国要人。尽管我辩解过了，但她们似乎仍很担心我会去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还富余了一只橙子。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难民的生活，最能使人从慷慨为怀变得不再与人为善。扎伊尔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儿，你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这儿的房子是用泥巴糊墙、茅草苫顶，相当宽敞，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灶间。这地方当然要比金沙萨那间让我们整天悲悲戚戚的铁皮水泥盒子让人开心得多。在以前那间房子里，处在失灵边缘的管道一直在向我们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亚抱怨，威胁说要来场大洪水。阿纳托尔发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萨活过一万个清晨，他也没法习惯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说实话，有了茅厕，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会。

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 ，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