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六章 革命（第10/14页）

不久，静止不动的状态让孩子们累了，他们不耐烦起来，转而下了楼。

早晨，刚刚的惊骇会显露出完全的后果。

他们醒来时觉得很不自在。他们几乎立刻就记起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彼此躲避着。他们仔细聆听，在咳嗽和吐痰声、水龙头的流水声、持续的拖沓的脚步声、扇煤炉的声音、厕所抽水马桶尖锐的嘶嘶声中，他们想要分辨出图尔斯太太和奥华德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但楼上一直很安静。后来他们得知奥华德那天很早就去多巴哥做为期一周的旅行。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本能地想要立刻离开房子，想从房子逃离到学校和街上那别处的现实中去。

怒火压抑着毕司沃斯先生，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现在他甚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对整件事情感到耻辱。但是那种自从他听说奥华德要从英国回来时就折磨他的心神不安消失了。他发现忽视恐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洗完澡之后就又觉得精神抖擞，甚至有些飘飘然。他也急切地想要离开这房子。离开的时候他禁不住同情不得不留在这房子的莎玛。

姐妹们如同受到了惩戒。她们没有惹麻烦，因此她们相信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虽然她们听说了奥华德气愤的离去，她们都觉得丢脸和害怕，但是每个姐妹都相信自己对奥华德是特别的，每个人对莎玛都既谴责又退缩不前。

“那么，姨妈，”那个从前练柔术的苏妮蒂说，“我听说你要搬新房子了，好家伙。”

“是的，亲爱的。”莎玛说。

阿南德在学校开始为艾略特、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辩护。那个从前在阅读室里的《笨拙周报》和《插图版伦敦新闻》中夹上《苏联周报》的他，现在声称他不乐见共产主义。他的用词让人觉得古怪，但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杰出知识分子现在流行宣布脱离共产主义，阿南德的举动正好与此吻合，因此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在被《特立尼达卫报》雇用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有一天深夜去市中心采访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经常在海军广场睡觉。“那个难题，房子的问题。”他这样开始他的文章。虽然这些词被伯耐特先生删去了，毕司沃斯先生却喜欢这些词的韵律，始终不能忘怀。那天早晨这些词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他小声地重复着哼唱它们；在办公室的周一例会上，他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多话。会议结束后，他来到圣文森特街那间装饰着欢乐壁画的咖啡馆，坐在吧台边，等候着他认识的人们。

“我接到要我搬家的通知，伙计。”他说。

他轻描淡写地说，期待得到关心，但是对方也和他一样轻松。

“我看我也要和你一样到海军广场上去了。”《卫报》的一个记者说。

“我可真是糟透了。结了婚，拖着四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你知道什么地方出租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自己早就租了。”

“哈，啊，我看只有住广场了。”

“我看也是。”

咖啡馆就在报社、政府办公室和法院附近，常常有新闻记者和公务员光顾，另一些人在上法庭之前到咖啡馆来喝一杯，然后就走了，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月都不会再见，光顾的客人中还有法务官书记员和初级秘书，每天他们都在综合登记处的外间办公室里那光滑的桌子边追踪资产。

一个地产追查员说：“如果贝利还在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贝利。你们都还记得贝利吗？

“贝利以前不但许诺帮他们找到房子，而且还说要免费帮他们搬家。所有的人都因为免费搬家而趋之若鹜——你知道黑人是怎样的——给贝利交了押金。等他集齐了相当的押金的时候，贝利决定终止这一愚蠢的许诺，跑到美国去了。

“但是听着。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贝利的计划暴露了。但是贝利也知道了，他要离开这件事被人发现了。于是第二天，当贝利的船等在港口时，贝利雇了一辆卡车，穿着他的卡其布工装，到所有给过他押金的人那儿转了一圈。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都忘记了之前的怒气。他们告诉贝利，他们已经叫了警察，他们说：‘但是，贝利，我们听说你今天要离开。’于是贝利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这鬼话。不是我要走，是你们要走。我来帮你们搬家。你们都收拾好了吗？’但是没有任何人收拾好行李，于是贝利大发脾气，说他们怎样浪费了他的时间，他就根本不应该答应帮他们搬家等等。他们便安抚他说，请他下午来，到时候他们就会收拾好准备搬家。于是贝利离开了，所有的人都收拾好行李等着贝利。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

哄堂大笑中，毕司沃斯先生却笑不出来。外边的天已经变黑。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传来雷声的轰鸣。摇上车窗开到他的管区去的想法不合适了。他已经喝了不少啤酒，酒精使他变得沉默而呆滞。他不想到乡村去，也不想留在咖啡馆里。但是大雨倾盆，打湿了人行道，不久雨水就在上面肆意横流，这一切都鼓动着他留下来，他坐在一个高凳上，心不在焉地、安静地喝着啤酒，凝视着墙上粗糙的风格明快的壁画，陷入阴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