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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门就是不怎么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还能想得起这门课吗？”

斯通纳点点头，笑而不语。

“没错，”斯隆继续说，“我深信你会记着。我想请你替我教这门课。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赐赠；但是，我想也许你会觉得好玩，从此你将从自己当学生时开始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启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专注，就像战前那样。接着那层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转身离开斯通纳，收拾起桌上的纸张来。

就这样斯通纳从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启程了，一个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间教室，当年同样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孩坐在这里听着最终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话语。他后来从未进过这间教室，没见过自己当年占据的那个座位。他总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那里。

那年11月11日，开学两个月后，停战协议签署。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消息传来，课堂立刻解散了；学生们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奔跑，开始集会，小范围游行，四散开来后又聚拢在一起，弯弯曲曲地穿过教学楼、教室、办公室。斯通纳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穿过杰西楼的一支游行队伍，穿过走廊，爬上楼梯，然后又穿过走廊。他随着一小群学生和老师，被裹挟着经过阿切尔·斯隆办公室打开的门；他瞥了眼，斯隆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里，他的脸没有被挡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瞎编的玩笑，或者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可这并非玩笑，也不是错误。戈登·费奇确认了这些邀请；大家普遍暗示，是他怂恿举办的这场招待会，又是他落实了各种计划。

乔赛亚·克莱蒙特多年前就已丧妻，一个人过着，有三个黑人仆佣，差不多跟他本人一样年迈了，生活在一个内战前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曾经在哥伦比亚一带人人皆知，但是在那种独立的小农和房地产商进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迅速分崩离析了。那地方的建筑很舒适但没有显明的特色；虽然它的整体形态和宽阔上体现着“南方味儿”，但又没有弗吉尼亚民居新古典式的僵硬。木板都涂成白色，绿色装饰框住窗户和小阳台的栏杆，这些扶手从高一层时不时地伸出来。场院延伸进一片围住这块地方的林子。高高的杨树，在十二月的午后已经没有了叶子，整齐地沿着车道和人行道排列着。这是威廉·斯通纳靠近过的最宏大的房子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怀着几分担忧走到车行道上，然后加入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员工中，他们在等着开大门让进去。

戈登·费奇还穿着他的那套军装前来开门让大家进去；这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门厅，尽头有一条陡直的楼梯，栎木栏杆朝上通向二楼。一张小幅的法国花毯，挂在楼梯的墙上，就在人们进去时正对面，蓝色和金色都已经相当淡了，在几只小小的灯泡发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差不多连上面的图案都看不清了。斯通纳趁跟他一块儿进来的人在那个小门厅里溜达的工夫凝望着挂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