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8/12页）

伊利亚德在他的第四卷《日志》及前几卷的《日志》里提到，他不但被控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罪名，而且还被指责“反犹太”。事实可以证明，尤其是在早期，伊利亚德和某些犹太知识分子关系甚密，而和铁卫团的罪恶行径却毫无瓜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日志里，有很多地方表明他和铁卫团的思想完全一致。

伊利亚德日志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匈牙利和反斯拉夫，而不是反犹太人——这根本不是他赞成的，而是他反对的。

只有作者才能揭开自己的谜底，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杰出的学者会这样强烈地排斥异族，特别是他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就远涉重洋到印度求学、欣然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人。

伊利亚德对自己那段奇怪而声名狼藉的历史始终保持沉默，除了表示遗憾，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希望，他的朋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发表的日志将填补某些空白。和我一样，任何一个读过塞巴斯蒂安日志的人都会知道，这本日志对了解一个大屠杀前的罗马尼亚和东欧至关重要。塞巴斯蒂安敏锐清醒但也令人忧伤的智慧照亮了人类那段充满仇恨和堕落的悲惨一幕。

在日常生活中，“极权”制度，都远比这些名称传达的东西更为复杂。在现实中，这些名称，有时甚至是这些名称依托的基础都更为复杂。诚实和良心要求那些坚持所谓战后“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抛开简单化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不但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这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演讲和令人陶醉的爱情一样困难，这些是他们幸运的罪，他们只在自己灾难性的罪行被公之于众之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纳粹和反犹太是一些可怕字眼。

伊利亚德的最后一卷《日志》缺少这类作品应有的深刻反思。有的时候，这个缺陷是由于他渐高的年事造成的，他的语气变得像个君王而不是教授（例如那些长长的会议、宴会、观众名单以及那些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恋口气（例如，他炮制了一封芝加哥大学校长宣布让默塞·伊利亚德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的信），这些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有些幼稚。

对伊利亚德充满争议的生平进行诚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出版他日志的充分理由，这对罗马尼亚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伊利亚德的作品在战后几十年里一度被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齐奥塞斯库的“民族斯大林主义”政权努力想获得铁卫团曾经拥有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领导人对于他们过去敌人的政治倾向仍然耿耿于怀。我们且以高古·拉杜莱斯库为例。1937年，当得知左翼学生拉杜莱斯库被扣留在铁卫团总部并且被他们用湿绳子鞭打的时候，伊利亚德不仅对这种野蛮的惩罚表示满意，而且还说他要把拉杜莱斯库的眼睛抠出来。[44]在考虑伊利亚德的书是否能出版时，拉杜莱斯库正担任着国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不管怎么样，伊利亚德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重新发行，他的一些学术作品也逐渐出版了。有趣的是，同时也是最能代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模糊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大张旗鼓宣传无神论的时代，尽管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存在非议，他的《宗教思想史》还是被发行给了少数一些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官员。

伊利亚德开始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见各种人，这里面不仅有罗马尼亚作家，还有罗马尼亚的“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代表。[45]他在日志里提到这些会面的时候时常会使用一些符号，这在一个一直喜欢魔术和宗教仪式的人身上是很可理解的。例如，在写到把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给罗马尼亚时，他提到了罗马尼亚大使默塞·马尼塔、罗马尼亚大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基·佛莱斯库、佛莱斯库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阿德里安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个在罗马尼亚联合会（这是罗马尼亚政府与海外侨民保持“文化接触”的组织）的协助下，帮助伊利亚德的妹妹从他们父母的家里找回圣像的人在他的日志里只是用名字的首字母V.C.来表示。难道这是为了保护那个冒此“非法”之险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给出其名字的首字母呢？罗马尼亚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出这是弗吉尔·坎迪（Virgil Candea）的名字，他是罗马尼亚联合会里的“党代表”，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官方的“文化间谍”，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曾被逼完成过几次秘密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