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第16/23页)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说假话,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假话,说什么他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得到某种很好的结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种谎言使他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且明知他的病情险恶,还要对他说谎,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说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这种谎言,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那些出门做客、窗帘、午餐的鲟鱼等等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谎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痛苦。奇怪的是,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好多次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至少别再说谎。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即将死去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事件的水平,一种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像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因而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所以,伊凡·伊里奇只有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都扛着他的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凡·伊里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突然用“你”来称呼伊凡·伊里奇,说:“你有病,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只有格拉西姆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认为不需要隐瞒这个真相,他只是可怜这位消瘦的老爷。有一次,当伊凡·伊里奇叫他去睡觉的时候,他甚至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干这件事他并不觉得难受,因为这件事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时候,也有人能替他干同样的事。

除了这种虚伪的谎言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之后,他最希望的是(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别人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那样地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尊贵的高等法院的审判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很相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然而当他的同僚、高等法院审判委员谢别克来看他的时候,伊凡·伊里奇不但没有哭和接受爱抚,反而习惯性地摆出一副严肃的、老成的样子,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块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房间。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天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都一样:一刻不停的、折磨人的疼痛,绝望地意识到那正在逐渐离去、但还未完全离去的生命;正在日益逼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所有的那些虚伪。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小时又一小时,可是,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爷,您要不要喝茶?”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晨必须喝茶。”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要不要移到长沙发上去?”

“他要使房间恢复秩序,我在这儿碍事,我不干净,没秩序。”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

仆人又收拾了一会儿。伊凡·伊里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是他儿子的名字)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叫醒她。请问要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