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5页）

在这些通过断断续续不按通常时序叙述构成长篇小说大体故事情节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中，很容易发现有不少直接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例如，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及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的关系，立刻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恐怖政党成员杜德金显然是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里那个愤怒的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继续，更鲜明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的主人公）及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要人物）的印迹。《彼得堡》的特别独到之处，首先在于作者根据现实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加以讽刺模拟性的改变，再创造，在表现“沙皇统治下彼得堡的覆灭”这个传统的和流行的主题时具有了新的内涵，既对官僚阶层作了诙谐的讽刺，又对恐怖主义作了明确的否定。众所周知，作家构思这部小说时俄国现实表明，沙皇政府的官僚统治不仅残酷反动，而且早已完全腐朽没落，而当时一些像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极端党派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普列维（内务大臣，1904年）、斯托雷平（总理大臣，1911年）等不少政要，却丝毫无助于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可见这部作品的一些具体描写虽然带有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悲观色彩，但它所揭示的基本主题思想，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切合生活实际，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创新及其重要性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作家本人在一封信中说过：“革命、日常生活、1905年等等进入情节并非有意，纯属偶然……我的整部长篇小说是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识生活。”“我的《彼得堡》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它自然本性联系的瞬息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它的真正的登场人物，则是一些想象的形式，即所谓不曾游到意识这道门槛的想象形式。”因此，“不妨可以把这部长篇称作‘大脑的游戏’”(7)。

安德列·别雷这封信是针对1913年《彼得堡》在刊物上逐章连载后有人指责它对1905年的日常生活和环境描写“有重要的知识性错误”而发的，意在表明作者当时根本没有打算像人们所习惯看到的那样去描写1905年革命、日常生活和人物形象，连彼得堡这个地点都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想象的形式”罢了。他的任务，不在于反映通常所说的现实、正确描述人们在干什么和想什么，而在表现人们“心灵的生活”，展示所谓“未经消化的感觉的沸腾”，“记录”人们“瞬息间的下意识生活”。可见，按照作者原来的构思，《彼得堡》就是一部大胆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之作，一部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象征主义和意识流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题名《彼得堡》。它的“开场白”里指出彼得堡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和“我们帝国诸多城市中的一个”，同时立刻交代说“彼得堡要不是首都，那也就没有彼得堡”。紧接着在第一章里通过主人公早晨乘坐马车去上班因看到涅瓦河远处和烟雾弥漫的瓦西列夫斯基岛时脑子里更浮现出传说中二百年前城市产生的背景后，又一再称彼得堡从此成了东方和西方“两个敌对世界的交接点”。因此，尽管小说里彼得堡是作为故事地点而存在的，而且对城市的河流、运河、岛屿、桥梁、公园和纵横交错的大街、马路都说得十分明确、具体，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它又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俄罗斯帝国乃至包括东方和西方即整个世界的象征。

与此相联系，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样的话：“彼得堡的大街具有确凿无疑的特征：彼得堡的大街把过往的人们变成影子，而影子又把彼得堡的大街变成了人。”意思是说，作品所描写的一些人是当时具体生活在彼得堡的人，却又不仅如此，他们都是那个成了“两个敌对世界交接点”的彼得堡的虚幻具象。一种具有更普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影子。例如对中心主人公之一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小说一开始就介绍说他既有“深远的蒙古族血统”又曾是“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亲王的后裔，然后着重指出他担任政府“一个机构的首脑”后一方面敌视工人和贫民，厌恶曲线和红色，主张坚决压制，同时奢谈什么“仁爱”和人道主义，鼓吹引进西方的生产机器。这种复杂矛盾的特点，充分表明这位老参政员是个同时兼具东方民族的残忍和西方文明的虚伪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尼古拉和索菲娅、杜德金和利潘琴科、仆人谢苗内奇和安娜·彼得罗夫娜夫人等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也基本如此，他们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同时又是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