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17/35页）

然后我下楼，结清了账。夜间值班人没有问我任何事。到了外面，跑到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我心里感觉一种习以为常的醉意。每次我逃跑时总是感觉昏沉欲醉。

*

我坐在咖啡馆深处的桌旁，把手提箱平放在长凳上。厅里没有一个人，仅有一个顾客倚在酒吧的柜台前。那儿，墙上一排排香烟的上方，时钟的针儿指着十点半。在我的身旁，第一次看见电动弹子台这么静。现在，我肯定她会如期赴约。

她走进来。不过她的目光没有马上找我，先到柜台买了包烟，然后来到长凳上坐下。她看到手提箱后，两肘支在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终于把他甩掉了。”她对我说。

卡多、她和另一对男女在裴雷尔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晚饭。她原想在晚餐结束时就溜掉，但是他们坐在餐馆的露天台座上，有可能看见她走向出租车站或地铁口。

他们离开餐馆，她不得不和他们一起上车。他们又把她带到一个酒吧里喝酒，酒吧在离刚才餐馆不远的栗树宾馆里。于是，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们。一旦自由脱身，她就在库塞尔林荫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给我打电话。

她点了一支烟，开始咳嗽起来。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就像上次在居雅斯街我看到她的手放在樊·贝维的手上一样，她继续咳着，真讨厌的干咳！

我拿掉她的烟，在烟灰缸里压熄。她对我说：

“我们俩都得离开巴黎……您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喽！

“您喜欢去哪里？”我问道。

“随便一个地方。”

里昂车站就在附近，只要沿着码头走，就可以到植物园，然后穿过塞纳河。我们俩似乎都沉入水底，无路可退了，现在该是用脚跟用力踩水，浮回水面，找条生路的时候了。那边，雅克丽娜溜走这么久，卡多可能开始生疑。而樊·贝维可能还在迪耶普或弗日。

“那热拉，我们不等他吗？”我问她。

她用头摇了摇，示意我“不”，她脸上的肌肉痉挛一下，接着泪如雨下。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她之所以要我们俩一起出发，是要和她生命的一段时期决裂。而我也一样，在我的身后留下我直至那时所经历的无生气、不肯定的年代。

我心里想再次劝她说：要不要再等等热拉？但我沉默了。一个穿着人字斜纹布大衣的身影永远凝固在那年的冬天里。我的脑海又涌出两个字：“中五”。还有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棕发男人，我刚刚碰见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牙医；还有我双亲那越来越模糊的脸庞。

我从雨衣的口袋抽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它是她曾经交给我去开奥斯曼林荫大道套房的那把钥匙。

“怎么处理它？”

“留作纪念吧！”

酒吧柜台前没有一个顾客。在一片寂静中，我听见我们四周的霓虹灯发出“吱吱”的声音。它们射出的光芒在露天台座的玻璃的底色上显得特别耀眼，光线太强烈，犹如未来春天夏日带来的希望。

“应该朝南面走……”

我口里说出：南面，心里感觉一阵惬意。那晚，在冷僻的大厅里，在霓虹灯的光芒下，生命好像没有一点重量，是那么容易逃走……子夜已过，老板朝我们的桌子走来，告诉我们：但丁咖啡馆关门的时间到了。

*

在手提箱里，我们找到了两沓钞票、一双手套、几本外科的书和一架订书机。钱太少，雅克丽娜好像有点失望。

在去南方和马略卡之前，我们决定绕伦敦走。我们把手提箱扔在北站的行李寄存处。

我们在车站餐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我买了一个信封和邮票，把行李寄存处的收据寄给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卡多收，我还附上一句话：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还清他的钱。

*

在伦敦，那年春天，要成年人和结过婚的才能在旅馆里下榻。我们待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个家庭式膳宿公寓里。那里的老板娘佯装把我们俩当作兄妹。她给我们一个房间。它既可以当吸烟室，也可以当阅览室，里面有三张长沙发和一架书橱。我们只可以住五天，条件是要先付房租。

随后，我们每人轮换到总台登记，似乎我们互不认识。我们终于在坎伯兰租到两间房子。这个旅馆粗糙的门面朝向马布尔拱门。然而，我们在那里只住三天，又得离开，因为他们察觉到我们在说谎。

我们真不知道该住在哪里。离开了马布尔拱门，沿着海德公园径直往前走，走进苏塞克斯花园街。这条街的地势渐渐升高，通到帕町顿火车站。在左边人行道上，小旅社一家接一家。我们随便找到一家。这一次他们不向我们要证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