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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他把她给甩了。布丽塔很生气。”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里的一个副官。他负责给炸弹袭击者下达任务，勘察目标，提供装备。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布丽塔和他住在一起。”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啊？很落魄吧？”138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甩了她有多久了？”

“六个月。”

“说不定她已经不生气了。说不定她会跟你说，去死吧。对布丽塔这样的姑娘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我问他，布丽塔被关押期间说话多不多。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肯透露他们把布丽塔关了多久，也不肯说一开始是怎么抓住她的。上校的脸盘很宽，皮肤晒成了棕色。他们家最初来自俄罗斯。他的短袖卡其衬衫上佩戴着空降兵的飞翼形徽章。他当时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在特拉维夫，跟摩洛哥来的一个西班牙犹太裔姑娘订了婚。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夜袭队员，现在成了个牙医。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刚见面几分钟他就统统告诉我了，用的是带喉音的英语，那可是他全靠自己学会的。

“说话？”他冷笑着重复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你问布丽塔说不说话？那位女士住进来之后就没停过。”

我对以色列人的手段略有所闻，因此并不感到奇怪。想到自己马上要去盘问一个被他们摆布过的女人，我暗自打了个寒噤。我在爱尔兰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个男人衣服的扣子严严实实地一直扣到领口，像死人一样盯着我，不管问什么他都承认。

“你自己审问过她吗？”我问道，又一次注意到了他粗壮的棕色胳膊和线条刚毅的下巴。我好像想起了耶日上校。

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好像打算告诉我些什么，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辛贝特139的伙计们，跟布丽塔一样精明。跟她慢慢玩。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也听说过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在提尔，有个两眼充血的线人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布丽塔引进了圈套。当时她已经离开了训练营，跟她的新男朋友赛义德还有赛义德的三个朋友去了雅典，那个线人说。都是好小伙子，能干得很。他们的计划是趁着以色列航空的一架飞机接近雅典机场时将其击落。小伙子们弄到了一套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在飞机经过的路线上租了一所房子。布丽塔是个欧洲人，不容易引起怀疑，她的职责是守在机场的一座公用电话亭里，手里拿着一台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接收器，飞机飞来时她要把塔台的指令转发给屋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那个疲惫不堪的线人说。演练时完美得不得了。但到了那一天，行动却搞砸了。

听着他的话，我自己就能把故事的其余部分补充完整。我想象着如果情报部预先掌握了情况，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两队人同时对屋顶和电话亭发起进攻；被定为目标的飞机已预先得到警告，一名乘客都没带，安全降落在了雅典机场；飞机返回特拉维夫的时候，几个恐怖分子就被铐在座椅上。我在想，不知道他们会把布丽塔怎么样，是审判她呢，还是拿她去换点好处。

“跟她一起在雅典的那几个小伙子呢？”我问上校，没理会伦敦方面告诫我不要对此类事宜表现出好奇心的命令。

“小伙子们？她根本不认识那几个小伙子。雅典？怎么就到雅典了啊？她是个无辜的德国游客，是到埃拉特140度假来的。我们绑架了她，给她下了药，把她囚禁起来，现在还为了制造舆论而故意陷害她。她欢迎我们来证明她有罪，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办到。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去问布丽塔吧，别客气。”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下吉普车的时候，他伸手搭了搭我的肩膀，算是祝我好运，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把她都交给你了啊，”他说，“祝你好运。”

我开始有点害怕自己将要发现的真相了。

一个身穿军服的矮胖女人在她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监狱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缺人打扫卫生，我心想。她是利维上尉，是布丽塔的监狱看守，虽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起英语来像是美国小镇上的女教师，只不过说得更慢、更用心。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头灰白的短发，看起来和善又顺从。长期待在监狱里让她的肤色变得灰扑扑的，不过看到她把两手合在一起的样子，你会觉得她本该去给孙子织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