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2/5页)
安纳德
作为耶南家族最年轻的一代,童年的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在这里, 她就像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那么自在自由、无忧无虑,身心和土地、和自然万物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父亲的纵容与疼爱,让她如同生活在温室中的花朵,对于这个现实的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战斗准备。她的秘密花园里,完全脱离了贫民世界的阴郁沉重,漫天都是盛开的鲜花和纯洁的天使。她最初的爱情锦上添花一般装饰了她的十六岁,少女的迷梦。但是父亲生意上的错误决断导致的严重后果。父亲举枪自杀,家族破产,债主蜂涌而至,一切不幸的麻烦好像都在同一时间爆发,安纳德甚至还来不及整理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便跌进了更加屈辱和苦难的深渊。安纳德要用更多的时间结束自己以往那些美好的幻想,重新面对这险恶的世界。父亲冷清的葬礼,亲友诅咒的侮辱,周围漠视的眼光,让迷梦中的安纳德逐渐清醒。“她的眼睛睁开了, 看到了人生;她把父亲,母亲,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她终于明白,自己一无所有了,一无希望,一无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谁。
移居巴黎以后,善良而骄傲的母亲,在遭遇亲戚的白眼和借债的尴尬之后,抛下了贵夫人的虚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母亲的改变,弟弟的软弱,进一步激励了安纳德的蜕变。她知道自己应该坚强,于是用自己生命的勇气不厌其烦地鼓励弟弟,鼓励弟弟要生活下去,不要轻易地想到死,不要轻易地放弃生活。三个人都凭借着对生命的爱而活了下来,在孤苦无依的巴黎,在众叛亲离的巴黎,爱成为他们维系生存的最大的力量。然而命运之神并不眷顾他们的坚持,在连续的劳累和沉重的心理负担之下母亲终于倒下了。带着对安纳德和奥里维未知的生命的忧虑,满眼惶惑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安纳德接替了母亲的责任,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弱小的弟弟。她的形象变的更加厚重高大。一方面,她抵御着内心的挣扎和苦痛,四处做工,忍受他人的刁难和非议,辛勤劳作支付弟弟的生活费用;一方面,她用自己高贵的灵魂和对生活的热爱,鼓励弟弟失落的情绪,消除他对未来的恐惧,确保他可以坚强地活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要隐藏自己那年轻的生命力所引发的对于爱情的渴望和物质的欲望,让自己像一个清教徒一样,拒绝社交和娱乐活动,在狭窄的圈子里维系亲情的平衡。她那温情脉脉的眼光,就是她内心女性光辉的最佳写照,正是这默默隐忍又饱含深情的眼睛,成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注意的焦点,也成就了安纳德隐秘的爱情的灵光一闪。
安纳德承载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承载着奥里维的信仰和依附,她自己同样需要救赎。这个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对抗一切不幸的女子,在无依无靠的精神领域里寻求到了另一种解脱,那就是宗教的归依。“她遭了横祸,却始终相信基督的爱,相信跟你一起受苦,将来有一天会安慰你。”将解决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这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强者的选择。可是对于安纳德这样一个贵族出生,少不更事的女子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物欲横流的巴黎,她只能是在社会最底层的为生计苦苦挣扎的个体。用血汗换取的有限的金钱,甚至不能满足姐弟两人一起看音乐剧的卑微要求,她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年轻人的消遣,没有对于自身发展的任何规划和憧憬。她的坚持只是来自于柔弱的,出于对兄弟的爱。这种用柔弱的身躯彰显的强烈的爱,让人看到了她的高贵和伟大,也更加认同她的不完美和缺陷。
安纳德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重要的女性角色之一,这个牵引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识相知的女人,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心理的成熟,奥里维的性格的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那短暂又充满着苦难的一生,同样是一曲忧伤而美好的法国乡村小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想象。
写作背景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部耗时20余年之久的长篇巨著,罗曼·罗兰从1890年就开始酝酿构思,1902年2月《半月丛刊》发表了小说的第一卷《黎明》,而直到1912年才刊行了第十卷即最后一卷《新生》。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卒于1944年,他的一生穿越了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几十年间法国的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是经过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拿破仑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有市场,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社会激烈动荡,思想混乱,人心浮动,世风日下,个人主义泛滥,享乐之风盛行。文学上出现萎靡不振、矫揉造作、缺乏生气的所谓后象征主义的特征。作为人道主义作家、思想家的罗曼·罗兰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参与政治生活,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中皆有所表现。罗曼·罗兰认为真正的艺术该是有高尚道德,富有战斗性的,它能触动世界各国数代人的良知,有助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关于创作意图,罗曼·罗兰在《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中写道: “我该介绍我在整体规划这部书时的背景。我是孤独的。我像法国许许多多人一样,在与我的道德观对立的社会中备受压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对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伪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蚀的思想奋起抗争??为此,我需要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该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权说话,具有相当大的嗓门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这个英雄。”他宣称“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写给文人们看的”,“但愿他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