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3/5页）

作品赏析

主题

小说的丰富思想伴随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小到大，其中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求一直隐藏和贯穿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涉及的范围也由个人过渡到整个社会，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深广。[6]自由生命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生追求的强大动力。它的动力又来自何方呢？罗曼·罗兰认为，动力来自于宇宙间普遍存在的那种神秘的，但又是强大的生命力。少年克利斯朵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认为上帝就在他心中，“它（指上帝）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那么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的念头？是他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他的信仰呢？他的信仰就是热爱生命，追求自由，融入大自然。当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时，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像跳舞般的长脚蜘蛛，在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他感到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快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他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大自然中，他是自由的，上帝无处不在，自由无处不在。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类所追求的自由也并非完全没有约束，他所谓的自由也是要受到大自然法则的约束。他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看来，自由也是相对的，人追求期待的自由也是受到不自由的宇宙法则的约束的。但是年轻的他有种不受约束的冲动，带着“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的热情与干劲在有限的自由环境中呼吸。[6]面对不自由的社会现实他开始反叛。他厌恶空洞的道德、责任，厌恶专制和淫威，凭着强烈的叛逆性格，桀骜不逊的克利斯朵夫在年轻的生命力的支撑下一步一步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隙。他天真、专横、过激地挥舞着堂·吉诃德式的长矛，抨击前辈宗师，抨击德国民族的矫饰和感伤性，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和大公爵冲突，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终于亡命国外。在巴黎，他同样横冲直撞地去征讨当时社会与艺术的谎言。但随着慢慢的成长，他追求自由的方法也由否定一切过渡到慢慢接受一些现实，最终，他也只能在大自然法则中做着合乎情理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克利斯朵夫不仅仅是个个人奋斗者，也是自我生命的体验者、思考者和追求者。

真理的生命在于创造。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摆脱了情欲的束缚之后，又找到了“创造”这朵生命之花，将自己融于音乐创作中，“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消灭死。”

真理拒绝虚伪。他低头摸索前进，饱受矛盾冲击，在其创作过程中，他发现了德国人的虚伪。他冷言冷语地讽刺道：“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他批判那些貌似对音乐恭敬虔诚的人。看到这些人的作品，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言。看到将音乐这门崇高而艰辛的事业，轻松地置于酒杯间的谈笑的虚伪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大笑。一个“笑”字，写出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虚伪的讥讽、蔑视，显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持真理、不同流合污的立场；一个“笑”字，是要警醒那些仍沉醉于麻木状态的人们，激发他们追求真理、摆脱虚伪音乐束缚的情绪。一笑破天惊，克利斯朵夫开始了与虚伪斗争的历程。

真理就是为艺术而艺术。那么真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克利斯朵夫提出“心灵美重于技巧美，内容重于形式”的创作观点。徒有其表而无实质的文学，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喜欢画而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还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房子，那是一株树。这样的作品只会离真理愈来愈远。文学家如此，哲学家如此，社会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只喜欢讨论，而不制作，偶尔制作，也是空洞的躯壳，没有实质的内涵。艺术应该来源于真实生活，来源于生活的最底层。为艺术而艺术和为金钱而艺术是一对矛盾体。正如奥里维对克利斯朵夫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种艺术叫法国艺术，另外一种艺术叫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如何取舍，本书给出了答案。就是要做到为艺术而艺术。他列举了当时法国流行的各文学体裁中有很多伪造艺术和浓厚的享乐主义。如诗多抄袭，小说多淫秽，戏剧成为法庭上的道德。他认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这“泥淖”就是指不尊重现实，那种不深入生活的浮躁、虚伪的地方。他通过自己的种种行动来与这种为金钱而艺术的局面对抗，并呼唤着一个充满活力、真诚、有内容的艺术境界早日到来。[6]《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罗曼·罗兰也因为梦想着重构西方精神而被尊称为“欧洲的良心”。本书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通过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三者为代表的德、法、意三国的欧洲“三重奏”，这是人类和谐精神的整体象征，也是作者重构西方精神的具体表现。克利斯朵夫代表德意志的狂放不羁、强悍有力，具有创造性力量；奥里维代表法兰西的自由清新，具有先进思维；葛拉齐亚代表意大利的和谐柔美，具有现实精神。三者虽具有不同特质，但创造、思维、现实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作者在突出位置描写了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结下的亲密友谊，与葛拉齐亚富于诗意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微妙的人物关系，正是作者反对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主张人类和谐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象征性体现。同时，对这三者也有所批判。如：德国——意志坚定但理想主义的幌子下是自私自利；法国——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意大利——他们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他们自己，缺乏宽阔胸襟。这里只需引述罗曼·罗兰在1925年1月所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们的公开信》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盟和兄弟。我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它的省份，而众人的财产是它的太阳神。[6]《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曲大交响乐。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超人，也是一个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有自己的过错，有内心中的矛盾、软弱与痛苦，但也有自己的追求、梦想、爱和为爱百折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