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3/6页）

在我辞去这份工作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大门口谈谈数字。对于80分钟一过记忆就会消失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永远是初次见面的保姆。因此，他每回必定要遵守礼节表示一下对于初次见面者的客气。他询问的数字除了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还有邮政编码、自行车牌照号以及名字的笔画等好几类，但无论哪个数字，他总能立刻给出那个数字的含义。他一点没有竭力寻找含义的样子，倒像是阶乘啦素数啦这些东西随随便便自己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似的。

在听博士逐个解释过阶乘及素数的构成之后，我依然对大门口的问答感觉新鲜有趣。当得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除连接电话之外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当那含义所带有的澄澈的回响在耳畔萦绕，我就能安安心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博士64岁，原本是大学数论专业的教师，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憔悴。不单单显老，他给人的印象是营养没能很好地输送到身体的角角落落。他佝偻得厉害，显得他估摸仅有160厘米的身体越发的瘦小；瘦骨嶙峋的脖颈上，皱纹之间积着体垢；一头白发乱蓬蓬的，随心所欲地跳向东跳向西，把一双难得的招福耳遮住了一半。他的声线细细弱弱，他的动作慢慢吞吞，无论做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你我所预想的两倍。

尽管如此，只要你不被这样的苍老表象所迷惑，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长着一张美男子的面孔。残留的面影使人想到，至少在过去，他肯定是美男子。他下巴轮廓分明，五官深刻清晰，营造出迷人的阴影。

无论在家还是次数极少的外出之时，博士无一例外地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他衣柜里的所有衣物包括分别在冬、夏、春秋穿的西装共三套、领带三条、衬衫六件，真真正正的羊毛外套（不是数字编织而成）一件，此外连一件毛衣、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对一个保姆来说，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容易收拾的衣柜。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西装之外还存在别的衣服款式。他对别人的装扮之类不感兴趣，恐怕更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浪费在关心自己的外表上。早晨起来打开衣柜，看到哪套西装没包干洗店的塑料袋就拿过来穿上，这样就已足够。三套西装每套都是深色，都穿旧了，与博士的气质非常相称，甚至几乎就像早已化作了他皮肤的一部分。

但是说到西装，最令我困惑的是上面这里那里用回形针别着的无数张便条。这些便条占据着领口、袖口、口袋、上衣下摆、裤腰带以及纽孔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西装被回形针别得皱皱巴巴，都走样了。便条有的是随手撕的纸片，也有的已经发黄，眼看要破了，上面都写了些字。要想知道内容，就得凑近了凝神去看。大概是为了弥补80分钟记忆的不足，记下必须记住的事情，又为了怕忘记把便条搁哪儿了，就把它们别到身上——这一点我能理解，至于如何接受他的这种形象，这问题可远比回答鞋子尺码难多了。

“总之你先进来。我还有工作要做，顾不上招呼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博士说着招呼我进屋，然后径直进了书房。他一动，便条随之擦响，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

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同事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尽管如此，博士之所以依然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继续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厂发展壮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缴付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真正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后，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

“有这么个怪人小叔子跟个寄生虫似的黏着甩也甩不掉，吃空她老公的遗产，那个寡妇也真是可怜哪！”一个老资格保姆无限感慨地说道。她招架不住博士的数字攻势，大叫吃不消，才一个礼拜就被辞退了。

和外观一样，偏屋的内部也是那样的凄凉。总共就两间房，一间厨房兼饭厅，一间书房。先不说狭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凄凉的氛围：家具无论哪件都是廉价货，墙纸灰蒙蒙，走廊地板一踏上去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而且不只门铃，其他一应物件不是已经岌岌可危就是看着岌岌可危。厕所的小窗开裂，厨房的半个门把手一碰就掉，橱柜上面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按开关愣是不肯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