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13/19页）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多半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却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古典。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气、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时又带有一种对同胞的无端歧视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时，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对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构建无疑起到了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变其地区性格中的缺点，其他各地区人民也能引以为戒的话，相信和谐并不遥远。上海人还有一点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身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等。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她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上海话在学校无论课里课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人们发现，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有人曾认为香港是片文化沙漠时，现在却有了新的态度，因为香港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吸纳能力更强。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有拥有把握时代脉博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