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11/19页）

由于朝廷的昏庸和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池州后，与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和留存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业迹、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在清明前后，春光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者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下，好像是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著斜风细雨传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关于杜牧与杏花村的传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山西汾阳，有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长期以来，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汾阳与池州，因为那里一直“酒”业兴旺，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认为山西杏花村酒更有名气一些，所以这里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其实这种说法就有些太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还是自然地理气候以及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考证，山西汾阳与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并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指的是江南多雨的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是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诗人杜牧相隔千年，我们已无法再和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忧郁，那些失意，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然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杜牧在池州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余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诸于后世，使池州的文化底蕴更加厚重，声名更为远扬。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贵池除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且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系统。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几乎都有傩事活动。目前，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饿影响，以及外来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势微，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贵池傩，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使我国的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多数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为它的宗教性质，只能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已使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逐渐淡出和消失的危险。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阐述过“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魅力上海的细节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