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9/19页）

文献中还有记载，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春季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国人傩”，目的是“傩阴气也，驱寒祛阴”，意在“以毕春气”。秋季举行“天子傩”，“此傩，傩阳气也。”意在驱逐过剩的阳气，以防暑疠。与此同时，下级军官，方、相士率领百隶在宫廷“索室殴疫”，把瘟疫赶走。当时在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也照此办理，非常热闹。

在这些傩礼活动中，“气”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天子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里，都要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气”仪式。其原因是古人认为一切自然界的变化和瘟疫的发生，都是因阴阳二气的不调，致使“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疾。”而“气佚则厉鬼出使而引。”疫便成了鬼的代词。而一年三次傩礼就是为了避免冬季、春季阴气太盛，夏季阳气太盛。不论阴气还是阳气太盛，都“物极必反”，造成旱涝的灾荒和瘟疫的流行。为此，古人想通过傩礼使一年四季阴阳二气调和，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从而达到国富民强、天下太平的最终目的。余秋雨先生在《兴亡象牙白》中提到“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因而，继承与发展对于傩文化的形成、存在至今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代，宫廷傩仪达到鼎盛时期，宫廷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后汉书·礼仪志》和张衡的《东京赋》里都详尽地描述了东汉初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后汉书·礼仪志》中描写“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东京赋》中也提到“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从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代傩仪较周代傩仪更为庄重、场面更为盛大、仪轨也更为繁复。这种变化是周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必然结果。长期混战后的空前大一统，加上汉儒中今文经派对其赞扬，导致了整个汉代（尤其是西汉）在建筑和礼仪上“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和以犷放雄健为美的审美风尚，并由此造就了汉代傩仪的煌然大观。

汉傩的表现形态虽仍属傩仪，但已产生了傩戏的萌芽，在表现手法上，汉傩酝酿了后代的戏剧；在行傩的目的上，汉傩已有了娱人的倾向。这种变化与汉代（尤其是西汉）歌舞伎乐的繁荣昌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汉傩既是傩仪发展的顶点，又孕育了傩戏的萌芽。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其实，傩戏的形成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傩戏的产生正是受到了巫术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巫，1912年，他在被称作中国戏曲史开山著作的《宋元戏曲考》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师，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文明的对头，是“伪科学”。巫事活动的本质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人民的。古往今来，因巫术被残害的善男信女不计其数。然而，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巫术对傩最大的影响是“驱逐巫术”。周代三季傩礼，就是运用巫术驱赶疫疠及过盛的阴气和阳气。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古老傩文化的载体。直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傩俗节日，仍然不自觉运用这种巫术。但此时的巫术已经失去了害人的功能。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中南地区，仍然有巫师参与傩活动，主要从事傩堂戏的演出活动。这里的巫师已经自觉地抛弃“神判”符灰治病等迷信内容，专心从事傩堂戏等仪式戏剧的演出，并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