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寻觅中国历史（第6/18页）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真正的名字叫作“杀虎口”，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

杀虎口关楼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初名参合径，唐称白狼关，宋称牙狼关，明代为防止北方匈奴南侵中原，故更名为杀胡口。历经千年风雨仍旧巍然的关隘，记载着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回归途经杀胡口，为缓和蒙汉矛盾，特意挥毫改“胡”为“虎”，“杀虎口”地名由此而来。从此，杀虎口烽烟散尽，关门开放，成为山西移民和晋蒙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以及通商互市的集散地。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走西口，是为了适应内蒙边际的需要，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发展成了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在明清时期，山西的雁北地区地处晋西北高原，人口较多，土地贫瘠，生活比较困难。在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当时之寒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长城北端是人烟稀少的沙漠荒原，南部中原是连年干旱，饥荒频发，迫使无数山西难民背井离乡“走西口”。于是山西人口外迁，进入塞北沙漠垦荒谋生。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远赴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据专家考证，明末清初，在归绥地区定居人口中，有七成来自山西移民，形成了许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从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路上热闹了起来。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运一石军粮要耗费120两白银，开支太大。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范毓宾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

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山西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走西口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走出去，民歌《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是因为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歌曲反映了旧社会陕西、山西一带贫苦的劳动人民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包头、河套一带谋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