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11/15页）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称誉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评价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谈成就事业、谈做学问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伟人。在他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著作之间，我们看到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统一关系———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精神自传，印上了他的个性痕迹。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颐和园的湖水，是否觉得只有那片湖水能够怀抱他的灵魂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跳海自尽，时年只有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生活粉碎了他的理想梦幻后，以自沉于江的形式维护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魂兮，随水而居！”流水绵绵，哀歌不断，抚慰着文人的灵魂；流水潺潺，永保洁质，象征着文人高洁的心胸，唯流水，才是文人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俊朗灵秀并非人人都可享受得了的，它只有在拥有一双慧眼的观赏者面前才会揭开那层面纱，露出自己诱人的肌肤，敞开自己纯洁的心灵。

最后的一根神经

◎唐朝诗坛仙圣佛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远行的人们》

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它们的感知。真正的文人似乎都只爱山与水，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仿佛只能在山与水间寻得。还有一些文人总爱客居佛院，而佛院又常建于山间。山间的佛院寂静，给人以许多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思绪，感受自然界的魅力和哲理。佛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论是静山，还是动水，它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包容这个世界，而文人就在这之间学会了包容世俗的人间。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同老庄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是孕育于中华本土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原本是外来的一种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有神异色彩和精神色彩的文化组合，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极致，具有某种引领人超脱现实痛苦、寻找来生的理想国的麻醉剂作用，这对中国历代文人精神影响不小。因此，它同道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思想元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让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痛苦中寻求着解脱的园地，并且能够在一种梦幻式的呓语中达到灵魂的解放与轻松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