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9/15页）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薄心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人则把生命终老于山水田园，并且默默无闻地度过恬然一生。他们带着浓郁的绝望扼杀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转而放任生命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超出方外，醉心于灵魂，才能在超然独立中解放自己，从而获得精神意义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涉世之初，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与新鲜，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反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断地反省，对世事、对自己的追求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以山水之美著称，又以诗国名世。山水养育了诗歌，山水造就了文人的风采，文人增添了山水的灵性。没有山水的熏陶，文人便缺少了灵感与源泉；没有文人的妙笔，山水也缺少了精神和韵味。晋宋易代之际，人们的思想、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很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寄情山水的放达洒脱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情怀，亲切的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作为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除诗文创作外，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

谢灵运其人其诗，可以用前人所说的“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十个字加以概括。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命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