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的黄昏霍英东和他的时代（第2/3页）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则表现得要含蓄很多。不过，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唯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就是基于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内地，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内地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作任何的宣传。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李氏举动，在当年并非孤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内地，成为经济复兴中最为耀眼和活跃的一支，其初战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当时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霍英东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霍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质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近乎“无赖”的做法居然还真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1万多个市民。

蛇口工业区的首创者袁庚曾经讲过一个很珍贵的细节。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开辟经济特区，某日，霍英东、李嘉诚带了13位香港大企业家来蛇口参观，霍在酒席间提出，他们对蛇口很有兴趣，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此论在席间一提即过，再无复议。晚年袁庚曾对媒体很遗憾地谈道：“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些往事都如秋风中的黄叶，飘摇入土，不复寻踪。其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曾经以十分积极和热烈的姿态投入内地的经济复兴运动。他们已经预感到一块比香港要庞大上千倍的商业大地正在隆隆崛起，凭借他们业已聚集的财富、智慧和血缘的优势，将有可能缔造一个更加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意外地峰回路转，这些在自由经济中浸泡长大的商人们，其实对于转型时代的种种商业运作非常的陌生和无法适应。

三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艰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毒辣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染指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至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邵逸夫和包玉刚对家乡宁波从来不忘关爱，李嘉诚对家乡潮汕的投资也算得上不遗余力。在东南沿海的各个侨乡行走，四处可见香港人建的学校、造的医院、开的工厂。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18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