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12/12页)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衷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

当然,对于这一点,于坚是开阔而大气的,在接受吴怀尧的采访时,于坚表明了自己对文学炒作的态度:“怎么写是作者个人的自由,怎么写都可以,自我肯定、吹嘘也很可爱。为名声而写虽然次,但总比杀人放火强。只要别党同伐异就好。”

我喜欢《作品39号》、《作品52号》、《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简洁平实的于坚,也喜欢《避雨之树》、《避雨的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严肃自省的于坚,以及《灰鼠》、《啤酒瓶盖》里开朗幽默的于坚。特别是《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让人们看到了他与史蒂文斯《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之间的抗衡,一个结构,一个解构,异曲同工,都是佳篇。诗歌的结尾几句,给人无尽思索:

当那日我听见一串串不祥的叫喊

挂在看不见的某处

我就想说点什么

以向世界表白我并不害怕

那些看不见的声音

但我不大喜欢《0档案》和《飞行》,这两首诗都是下了好大工夫才勉强读完,也许是性情所限,我不大容易接受那种“庞然的琐碎”。

事实上,1994年以后,我对于坚诗歌的兴趣就逐渐淡薄了,几年前,朵渔曾寄过一本《大家》,说上面于坚的诗《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十分优秀。短短数十行,我读了好几遍都读不下去,费劲,跟不上那种“豪气干云”的节奏。我还站在一家书店里读过《便条集》,大64开本的“口袋读物”或“袖珍图书”。此书各篇张贴在网上时捧场者甚众,我仍不能很乐观地面对它。这是一部半成半败之作,成功的一半发人深省,不成功的那一半过于随意、缺乏深度,的确像“便条”。如果作者不是于坚,我怀疑这些句子结集成书的可能。想起于坚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序言中说杨克和非亚70年代末就办《自行车》这一随意性的误会(实际上《自行车》创办于1990年),我就理解了他写“便条”时的自在。我一度想给于坚打电话谈谈阅读感受,但终于没有。

而那一年最震撼我的诗歌也出自《便条集》。有一节写的是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作朋友,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一切,如电话号码、初恋情人、当过小偷,写过匿名信等等,甚至连自己老婆都不知道的隐私也全盘托出。最后三句,诗人笔锋陡转,看似漫不经心地说:有朝一日,这一切都会成为“坦白从宽的资本”。真是“一诗读罢头飞雪”:

他们彼此视为朋友

他告诉他 他家的电话

供出他的初恋情人

(对老婆也是保密的)

他到他家来 抽烟

看电视 使用

卫生间和剃须膏 经过卧室

偶然看见他的床头柜上

扔着短裤 是花布做的

他们促膝交谈 大骂某某

互相交代昔日的罪过

他当过小偷 他写过匿名信

离开时 他顺便带走一包牛肉

他们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

死党 铁哥们 兄弟

为的是有朝一日

这一切 都成为

坦白从宽的资本

顺便啰嗦几句,关于友情的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一则“便条”,还有苏童的小说《星期六》。写的是同在一个城市上班的男人小孟和老漆在火车上相遇,在下车时小孟得到老漆的主动帮助而致使两人相识。成为朋友后,老漆对小孟一家的热情一如既往。每逢周六喜欢到小孟家里闲聊,并常主动义务帮忙,从修钟表、通下水道的小事到调动工作的人生大事,令小孟夫妻感激不已。老漆的来访逐渐引起小孟的妻子宁竹的反感,终于有一天,老漆来敲门,宁竹与小孟装作不在家而故意不开门。在老漆失望地离去时,突然看到了正从窗口探头出来查看他是否已走远的宁竹。后来老漆再也没到小孟家里串门。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们后来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有过一次重逢,只不过小孟是上车去外地出差,老漆是来送客,送一群来自东北的客人,小孟猜想那是老漆新交的朋友。小孟断定老漆看见了自己,老漆的目光好几次从他脸上扫过。但他还是故意把他遗漏了。小孟羞于跟老漆打招呼,他一直埋着头,一边偷偷观看老漆,一边焦急地等待火车启动。火车启动了,他看见老漆在月台上挥手,小孟知道他不是在向自己挥手,他是在向他的东北朋友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