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第8/14页）

欧阳江河：北大的老木去成都和万夏等一帮诗人一起见面，第二天和我见面时说他被吓了一跳，当时的成都餐馆还有那种一张长条桌子、两个长凳子的格局，喝着喝着，这帮人全部蹲在了凳子上，有人敬酒的时候甚至是站在凳子上。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上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当时通讯不发达，朋友要跟你聊天就会直接去找你见面，所以，当你想认真发力写诗时，你就得玩失踪。

孙文波：记得80年代中期，我们在四川大学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之后，二三十人到学校旁边的小酒馆去喝酒，很多人都喝醉了。醉了的人言行各异。有的人跑去学校的湖边，在一对情侣的旁边坐下，把别人吓一跳；胡冬翻铁门，翻到顶上的时候，卡在两根铁栏杆的中间竟然睡着了，身体一半门内一半门外地睡了一夜。最过分的是杨黎，他跑去敲女研究生的门，敲开了一间宿舍，一个女孩看出来他喝醉了，就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门口，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两眼发直。……万夏应是最深刻体验到江湖的欢乐与麻烦的人，当年万夏被称为“大侠”，因为他住在成都市中心，南来北往的人都会去他家里找他，其实他自己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依靠母亲养着。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万夏就躲在我那儿住了半年，我自己也是自从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就不安心上班了，觉得当工人太委屈自己了，想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重复几个动作，那太可怕了，所以三天两头地泡病号，和万夏一起在家里写诗。

西川：我们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戴杰有一个一居室，外屋谈买卖，里屋谈诗歌。谈诗歌的房间里有一种灯可以拉下来，大伙儿围着戴杰，戴杰把腿往凳子上一搁，把灯拉到鼻子那儿，从怀里掏出几千元往桌子上一扔：“这就是我们的活动经费！”其中有一个叫刑天的，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似的，他倒腾服装也写诗。当时全国人民都倒腾生意。他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他拉着我说：“西川，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我当时立马觉得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运动”，但是全国性地都很兴奋，一会是上海编个杂志让你邮寄诗歌，一会儿又是四川人跑来要跟你见面，弄得你家鸡犬不宁。

杨黎：现在在网络上搜索马松的资料你基本找不到我所说的那个诗人，而是另一个主持人和另一个画家，但这很乖的家伙在1982年突然变成了流氓，整日寻思着打架喝酒，然后装疯，还伙同万夏等人跑到精神病院强烈要求医生开精神病的证明，在休学半年之后，79级的数学系学生马松如愿以偿地留级为80级，可以继续和中文系的诗人们厮混了。……成都很多高校诗社的成员认为应当联合起来（当时还都是极年轻的愣头青，16—20岁左右），“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上一架”，后来又汇合了南充、重庆的人马在1982年的国庆兼中秋议事，又是当衣裤卖手表地筹备，结果各方面吵了起来，差点打了一架。

前面写的都是别人的“江湖经历”，下面讲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江湖”片段。

2001年11月初，任洪渊来桂林讲学，他的学生、广西青年评论家黄伟林教授带领我们一干青年文学爱好者在龙隐路一家饭店替其接风。任洪渊酒量不大好，喝了几杯就脸色通红，而我们几个陪酒的男青年也酒量一般，至于女生，就更不用提了。于是，喝到后来，男人们好不容易将自己分内的酒喝完，三个女生皱着眉头望着眼前尚朱完成的“任务”，不知如何是好。黄教授提议让我们几个男青年代喝，男青年都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做声。这个时候，本已有些醉意的任教授挺起胸膛，大声说：“全部给我喝！”有好事者以为老诗人在开玩笑，便故意将三个女士的酒倒到他的杯里，老诗人二话不说，端起酒杯咕噜一声就将酒干掉了，令我们几个旁观的男士汗颜无地。饭后有人提议去跳舞，老诗人满口答应。

2004年5月12日至22日，第14届全国书市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批诗人云集桂林——李亚伟、张小波、宋炜、马松、万夏、叶匡政、臧棣、蔡其矫、林贤治、向阳、符马活……他们中有的是出版社工作人员，有的是作为书商参加书市，有的是被出版社邀请到桂林签名售书或做讲座，有的则专程赶来买书。

张小波创建的共和联动公司摊位巨大，这是一个豪华套间，从走廊到房间里都摆满了装帧精美的图书。张小波与他的妻子异常繁忙，不时在屋角数钱，偶尔和朋友聊几句。与一些小书商先发货后结账不同，据说共和联动策划的一些书是要先付款才发货的。我没有打搅他们，转身去找李亚伟、万夏、叶匡政、马松等人的摊位。在叶匡政处，得到了两厚册《中间代诗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