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2/3页）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刘春诗歌批评文字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他的诗歌批评往往是以相当鲜活、生动的形式还原和彰显繁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众多诗人、刊物、选本以及重要的诗歌流派、诗歌命名、诗歌活动、诗歌事件和诗人死亡的档案。其丰富的资料、源于诗歌现场的敏识以及带有个人历史感的随想和总结，都呈现了刘春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的历史视域和精神图景。

《一个人的诗歌史》前两部论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坛“前辈”，而本书则涉及作为新世纪中国诗歌界新生力量的“70后”诗人走到前台。多年以来，刘春对中国当代新诗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对“70后”诗歌的大力鼓吹和所做的大量切实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当年在广西参与创办民刊《扬子鳄》，还是创办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后诗歌档案》，刘春的诗歌写作、诗歌批评和其他相关工作，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成长历史和社会境遇。而他对“70后”诗歌的发生和历史演变以及繁复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新诗的现状、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和诗学观念的差异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总结和反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富有见地和具有一定的诗学建设意义，热度与知性并存的诗歌批评在对同代诗人的批评中显现得更为充分。

“70后”诗歌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已经被反复提及，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促使人们关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文本特征以及聚讼纷纭的诗学问题。而另一方面，狭隘化的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不休，以及大量优异的诗人、诗作、社团、流派因为繁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和褊狭的诗歌美学观念，被集体掩埋在历史的深处而成为化石的事实，也导致众多诗人自我命名的缺失。刘春对江非、朵渔等“70后”诗人的准确的、富有历史感的诗学阅读让十多年来“70后”诗歌写作的整体状貌愈益清晰。当年的“70后”诗歌运动曾经涌现出的大量“70后”诗人，已有一大部分被历史的风沙所淹没，而其中重要的诗人以及在2002年之后与“运动”和“流派”无涉的诗人，却以重要的诗歌文本祛除了诗歌界对这一代人诗歌写作认识的偏见。刘春所做的诗歌批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阐释和个体的阅读体验与美学趣味，而恰恰是更为重要地呈现了这代人在诗歌阅读中涵泳的诗歌写作史和精神思想史。

更为重要的是，刘春祛除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专业批评者对包括“70后”在内的青年诗人的偏见。例如在关于朵渔的批评文字中，刘春并没有将之局限于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而是注意到了朵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甚至根据朵渔的诗歌精神认为他不适合调侃和喧闹。刘春的诗学良知和反省，更为重要地体现于对“70后”一代人写作的整体性考量与反思之中，即使是对影响较大的“70后”诗歌选本《70后诗人诗选》（黄礼孩编选），因为“大”和“全”所导致的“空”的后果他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诗人普遍的诗歌史焦虑意识被强烈地呈现出来。

透过刘春多年的诗歌批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新诗史情结是强烈的。他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对诗人的诗歌史情结和“命名”情结进行了带有谱系性的梳理与反思。即使是对“70后”诗歌命名的合理性及其新诗史意义，刘春的评价和总结也客观而准确，从而排除了作为当事人的冲动与盲目。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刘春对同代人的诗歌写作的整体体认的自觉和理智，没有陷入到诗歌团体和小分队的利益争夺战中。刘春的稳健与尖锐并存的批评文字，使他远离了当事者的自我玩味、自我粉饰与自我沉迷。刘春是清醒的，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对同代诗人和现象予以长期的关注之外，刘春对新时期以降的先锋诗歌一直保有着观察、反思和介入的热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已经成名立万的诗人的评论文字往往在文本细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切实的文化反思的融合视界中显现出独特的感受和他人所未发现和道出的诗歌秘密。尤其是三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和此前出版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虽然看似诗学随笔集，但是其中所呈现的主体意识的诗学建构和诗歌史意识是显豁的。在相关的诗论文章和随笔中，刘春以独特的带有现场和考古相融合的田野劳作的方式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汉语诗坛的面貌得以清晰呈现。他的感悟、经验、敏识和良知以及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使其为朦胧诗之后三十年的诗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他的批评涉及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于坚、西川、韩东、王寅、张枣、孟浪、梁晓明、陈东东、伊沙、梁平、张执浩等这些被反复阅读和阐释的诗人，其中不乏当代新诗史写作中被重点提及的经典化诗人。这些诗人在众多的阐释者那里存在着重复言说甚至过度阐释的危险，但是我却在刘春这里发现了重新命名的可能与空间。在重新确立和发现的过程中，刘春为我们揭示了这些诗人崭新的特质和被以往读者和评论者所忽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