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遍落木了，我看（第3/5页）

比之《凶年之畔》，《这一阵乌鸦刮过来》简洁而凛冽，短小而意味深长。其思想的成分并未减弱，且更为纯正，不像前者那么庞杂。那种平静后的坚毅，好像“愤怒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战前教育》）。而事实上诗人是在加深这种感受：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诗人》

这是诗人的自矜、自信，对命运的质疑与对道义的担当，错落有致的诗句如同一把锋利的电锯，剖开了这个时代坚硬的内核。在众人唯唯诺诺的时候，诗人喊出了第一声；在众人默默忍受、被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的时候，诗人大胆地流露真情，为美与正义的流失而哭泣。这哭泣，是哀悼，也是反抗和激励，“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多么悲怆，又多么光荣。而当一个时代都噤若寒蝉的时候，诗人站起来说话，成为“唯一的声音”。《诗人》洋溢着一种傲慢之气，这傲慢不是骄傲，而是直面社会与人生的不屈不挠。《诗人》与《这一阵乌鸦刮过来》都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励志诗”。

在诗歌写作中，无论技巧还是精神向度，做好“加法”不易，做好“减法”更不易。披沙拣金，水落石出，是写作的理想境界。正如孟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技巧隐匿，但目标凸现。技巧是首先的，基本的，接下去就不是，根本不是。是语言，是生命。”（《海上诗群艺术自释》）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一掠而过，这句话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我的脑海中。“朦胧诗”以后，中国诗人的技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许多诗人因此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诗歌是纯语言的艺术，只在乎语言的优美或新奇。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也应该看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品，它更应该与汗，与泪，与血液和灵魂相关。无论哪个时代，关注人类疾苦和精神状况的诗人的位置都要超过那些玩弄语言和技巧的诗人。那些技巧新奇的诗人，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孟浪虽然还称不上伟大，但从他的一些诗看，他具有向伟大前进的潜质。比如《简单的悲歌》：

为丰收准备打谷场吧

为打谷场准备农夫吧

为农夫准备土地吧

为土地准备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为丰收多准备些喜悦吧

为打谷场多准备些喧闹吧

为农夫多准备些汗珠和笑容吧

为土地多准备些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这些苍凉的诗句曾在很多个夜晚折磨着我的内心，让我总是想起诗人徐敬亚的一句话：“二十多年来，孟浪的诗一直显露出一种救赎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现代汉诗的编年史中，孟浪的感觉显得更尖锐、更轻灵、更犀利。他的诗之针更细，更尖，更接近黑暗与鲜血。孟浪独创了一种抽象、递进、不断强化的语感，并以此直刺人类的痛点。”

然而令人稍稍遗憾的是，因为能够读到的新作很少，出国多年的孟浪的身影曾一度在我心目中日趋模糊。在《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诗中，孟浪这样写道：“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这是否代表着诗人面对生活和写作的新的焦虑？除了孟浪本人，旁人不得而知。记得在2005年的某个夜晚，在和鲁迅研究专家、诗人林贤治先生的一次通话中，我从王寅、周伦佑谈到了孟浪。当时林贤治刚刚策划的“忍冬花诗丛”推出了王寅和多多的诗选。我对他说，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孟浪的作品，里面有令人震动的东西。林贤治表示同意。2006年年底，林贤治又策划出版了周伦佑的诗选。我相信，只要“忍冬花诗丛”持续出版下去，终有一天会出现孟浪的名字。

令人高兴的是，2006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就出版了孟浪的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从书中可以看到，孟浪不但没有停止创作，而且每一年的作品还不算少。用作书名的《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一诗读了令人感到既温暖又苍凉：

两匹奔马，面对面会意一笑

哦，她们拥有幸福的不同来源

母亲，食品，与生俱来满足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