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第2/4页）

源于这样的理解，从1985年到1988年间，梁晓明创作了大量诗歌，成为当时中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歌唱米罗》、《读完圣琼·佩斯壁灯点燃窗前沉思》、《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及《给加拿大的一封信》等作品被许多后现代主义诗歌选本所选用，并时常被理论家引用和论证。

在批评家刘翔发表在2005年10月13日《文学报》上的《诗人梁晓明》一文中，也谈到梁晓明的“超现实主义之旅”：

米罗式的“超现实主义”则帮助他发现神奇。这种神奇仿佛奇迹，可以把人从僵化的家庭、工作和社会环境中超拔出来。这是奔向太阳、月亮、外国和梦幻的力量，竭力挣脱枷锁，向上、向上飞去。在1987年秋天，晓明给我看了《告别地球》，这部后来被誉为“寓言式的组诗”，实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佳作，他一一拷问了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光辉与价值，以及诗人最后的绝望和所要告别的他在这个灰地球中的命运。

当时，台湾诗人洛夫在他主编的《创世纪》中也大篇幅地介绍了梁晓明的诗作。而诗评家未末在一篇文章中更是把梁晓明的诗与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及洛夫的作品一起作为范例，作了以下评述：“整首诗（指《向米罗致敬，半夜我披着窗帘起飞》一诗）恍惚迷离，诗人打通了各个器官，听任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诗境清新、明亮、天真、开阔，极富童趣和幽默感。‘我浑身的瓦片’，诗人把自己想象成一座房子，‘点亮着蜡烛’，意味着诗人周身透亮，开放了整个生命。抽象和具象并行不悖，都在愉快地舞蹈，从诗题中可以看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对诗人微妙的影响。”这样的评价，可谓是知音之言。

然而，在对梁晓明进一步阅读后，我们可以发现梁晓明除了平淡的一面，还存留着极强的理想主义心态。可以说，《各人》之外，梁晓明与“朦胧诗人”的区别更多的是技巧上的，在思想上，他与“朦胧诗人”有许多相通之处。“正如圣琼·佩斯反复赞美大海的传统、意志与广阔的未来，我始终迷恋于人性与人道生生不息的遭遇与活力。”（梁晓明：《披发赤足而行》序言）“披发赤足而行，便是这样在不断变化着的灵魂反映与生命遭遇的一个过程。我的诗歌哲学总是忍不住要落到快乐与希望的字眼上，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的理由。”（同上）创作于1989年的短诗《玻璃》是明显的例证。它的尖锐不亚于一把尖刀：

我把手掌放在玻璃的边刃上

我按下手掌

我把我的手掌顺着这条破边刃

深深往前推

刺骨锥心的疼痛。我咬紧牙关

血，鲜红鲜红的血流下来

顺着破玻璃的边刃

我一直往前推我的手掌

我看着我的手掌在玻璃边刃上

缓缓不停地向前进

狠着心，我把我的手掌一推到底

手掌的肉分开了

白色的肉

和白色的骨头

纯洁开始展开

当我读到“手掌的肉分开了／白色的肉／和白色的骨头”，禁不住用手护住了胸口，诗人对纯洁的追求真正做到了触目惊心。据说梁晓明写完《玻璃》一诗后，曾寄给王家新看，王家新回信说了四个字：“毛骨悚然。”

是什么原因促使梁晓明写下《玻璃》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是因为一种源自内心的痛苦。当时梁晓明在市容管理办公室工作，具体管理一条街，整天在街上逛来逛去，每天检查三次，工作琐碎到连有人养猪或者违章搭个棚子都要去管。而且一度连办公桌都没有，据刘翔介绍，有一次他去找梁晓明时，两人只好坐在杂货店的一只木桶上。

因为无聊，梁晓明经常逃到附近的小学去看书，于是经常挨批评，扣工资。更令人难堪的是，当单位的人突然发现梁晓明是一个诗人后，便用谐音将他称为“死人”。这样的生活，让梁晓明从一个“生活的蔑视者”重新回到了自己所蔑视的那个角色之中，因而心里痛苦万分。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梁晓明写下了那首充满了痛苦与决绝的《玻璃》。当“白色的肉”和“和白色的骨头”分开之后，“纯洁开始展开”。也算上天有眼，《玻璃》完成后不久，梁晓明就调到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做文学老师，还创办诗歌讲习班，举办了很有影响力的朗诵会，从此不必面对同事的“死人”的奚落了。

二

梁晓明的诗歌写作始于1981年，他在黄山下读到惠特曼的《草叶集》，“兴奋异常，便自然写起来了”。最初的作品，自然是惠特曼式的风格，如同评论家阿九所说的，梁晓明的早期诗歌里有一种新大陆式的激情。难得的是，梁晓明已经把惠特曼模仿得惟妙惟肖，写了二十多首后，他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把四五首混在《草叶集》中间，自觉竟然看不出哪个是梁晓明的，哪个是惠特曼的”。于是，梁晓明从这个实验中得到了空前的自信：“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所有美国诗人的诗歌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