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看女装（第7/9页）

“不爱红装爱武装”也不一定就是要穿军装。除了军装，凡是和男性服装比较接近的服装，都有机会被女性选用。在工厂，男女工作服的样式区别不大；在农村，男女社员的衣着更为接近；在学校，男女学生最普通的衣服就是“白布衫，蓝裤子”，外加一条红领巾。裙子大面积地消失了，布拉吉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象征。女性穿衣必须“不修边幅”才合乎时代潮流。但是这“不修边幅”又必须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如果是真的胡穿乱穿，那也同样被人看不起，被认为是邋遢、埋汰，不讲卫生。就比如穿军装，新的就不如旧的，因为旧的意味着有资格，有历史，有沧桑。聪明的姑娘往往穿一套稍稍褪色的旧军装，偷偷把腰改细一些，把横裆立裆改小一些，胸前戴一枚有夜光效果的毛主席像章，让伟大领袖毛主席随着胸脯的起伏熠熠放光，再配上两条油黑利落的短辫，那真是迷人极了。

以劳动为美，以朴素为美，以贫苦为美，使许多女孩子不但把新衣硬洗成旧衣，而且还要在新衣上打补丁。这是一项十分高级的技巧，因为补丁在多数情况下给人的感觉不美，这就要求补丁的位置、补丁的形状、补丁的搭配，都必须讲究、得体，要给人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的感觉。最典型的例子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服饰。铁梅身穿红袄蓝裤，在一肩一肘恰到好处地添上两块方形和椭圆形的补丁，宛如中国园林里点缀的两座小亭子一样，给人一种神奇之美。因此，“铁梅服”曾在一些城市流行一时。

不合乎这个潮流，与这个潮流相反的，则被视为“臭美”。表现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著名长篇小说《征途》中，有一个爱慕虚荣、思想落后的姑娘叫万莉莉，小说开头是这样描写她的：

这天，她听说这家瓦货商店到了一批高级小提琴，一清早就打扮得衣冠楚楚——身穿深灰色新式风雪大衣，头戴浅灰色绒线风雪帽，脚上穿一双半高腰鹿皮鞋，来到商店门前等着开门做第一个顾客。

万莉莉的打扮如果换一个时代，可能就是美的，可见所谓“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美是有时间性、空间性，更有民族性、阶级性的。60年代、70年代所推崇的是“飒爽英姿”之美，正如当时一首叫做《姐妹》的诗所描绘的：

紫裙衫，红马靴，

红卫兵袖章，银肚帕……

扬鞭跃马雪山下，

一张笑脸迎朝霞……

妈妈，你猜她是谁？

猜吧，猜吧，好妈妈！

——呵，她就是，

就是我多次提到的阿衣恰！

阿衣恰的英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不过就是供愚昧无聊的闲人们饭后谈笑的一张“老照片”。

满园春色关不住

准军事化的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渐渐退隐了。改革了，开放了，红杏也就要出墙了。“美”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词汇突然高频率地大面积地出现，似乎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美一样。其实这个“美”也是有它的特定所指的。它特指那些温柔的、个体的、娇贵的、女性的、肉感的、世俗的“美”。尤其女性，仿佛是被关住了几十年的春色，再也不堪忍受园内的寂寞，如同野火春风般在神州大地蔓延燎原起来。

女性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化的重要现象。而女性的回归，是以女性服装的回归为重要标志的。著名导演谢晋在文革前执导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主人公琼花在影片开头穿着女性的衣服，到了影片结尾穿上了男性的衣服——军装。而新时期的一部影片《啊，摇篮》，女主人公恰恰相反，在影片开头穿着男性的衣服——军装，到了影片的结尾则穿上了女性的衣服。电影理论家戴锦华非常重视这两个细节的对比，认为这是让女性回到了女性的世界。

女人们脱下了军装、武装，好似花木兰回到家乡，“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在部队里开始出现非武装妇女，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原来的武装妇女则开始脱离部队，比如《追赶队伍的女兵》。以前是非武装的妇女仰慕武装的男人，比如《董存瑞》中牛玉和的老婆来信说家里啥也不缺，就缺他一张立功喜报。现在则是武装的男人开始对非武装的妇女难舍难离，比如《归心似箭》，表面上好像是急于归队，实际上是急于打完仗，好归来给这个女人“挑一辈子水”。各种文学作品里突然涌现出大量的对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细致描写，连蒋子龙这样大刀阔斧风格的作家，也乐于告诉读者一双白高跟皮凉鞋里有一双什么什么样的没穿袜子的玉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挂历，一代新星身穿各色鲜艳的服装——今天看来已非常土气——李谷一、刘晓庆、陈冲、姜黎黎、张金玲穿着运动服、羊毛衫、皮夹克，大概连广告费也不知道要，傻乎乎地被挂在墙上，按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打扮。民间有个谜语：“贴墙走，贴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说的恰好就是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