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第7/8页）

吾道不孤，有一位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常常为史料所困惑的，但他却没有放弃研究，而是想出了办法，叫作“以诗证史”或曰“诗史互证”——遇到史料不详细或不可靠的时候，不妨从当时的诗歌中找找答案。

我印象中他曾从唐诗里考证出唐代士兵的军装颜色是灰白色的等等。但我又觉得，诗人说话就更不贴谱了，比如“金樽美酒斗十千”和“欲沽一斗酒，恰用三百钱”就出自同一位诗人的笔下，让人实在难以猜测唐代的酒到底卖多少钱一斗了。

当我搜集到一大堆过去的书信日记文稿之类以后，突然觉得“以诗证史”何必单单“以诗”，将来这些东西不是也可以用来“证史”的吗？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沾沾自喜，从而加快了收集速度，并进而开始了研究。

我的研究结果是：这类东西若想用来“证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创作”并且也不打算“传世”，比如宋元的话本；而一旦到了明代的拟话本，在“证史”的意义上就要大大地打上折扣了。

就说日记吧，这应当算是最个人的文体了，但我国却很早就有“创作”日记以备“传世”的风气。就以钱钟书的名著《围城》中的那位方老先生为例，他写日记就完全是为了给后人看的，他现在的一言一动，同时也就想着在日记里如何记法，朋友来了也常把日记给朋友看，可见其目的就是“传世”。最妙的是有一回，他在日记上写他儿子骂一位周太太“鄙吝势利”，又写他自己是如何教训了儿子，儿子又是怎样的“帖然无词”，其实儿子并没有骂人，是他自己对那位周太太不满意，所以故意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发泄一下的——您说，像这种日记能靠得住吗？

再以我不大佩服的周作人先生为例，他当初的日记或许还是“实录”，但“文革”前由于生计关系，要将部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就大大地做了一番手脚。比如关于世人瞩目的“兄弟失和”问题，他自己就承认有若干字的内容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又如在60年代前后，他的日记中常有与日本老婆“不快”的记录，什么“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临老打架”“真恶魔也”等等，而他在1963年某日的日记背面竟特意加了一条说明，说什么他老婆“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这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就如他与许广平的矛盾，按他的说法是“只因为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安夫人”，这就简直是拿我国众多的鲁迅研究者的常识在开玩笑了。

我怀疑他所谓“余弟兄皆多妻”云云，完全是绍兴师爷的笔法，既攻击了大哥三弟，又暗暗地给了许广平一击——他是至死都不承认她的“家嫂”的地位的。

60年代初，随着《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公布，在我国的青年男女中更加空前地兴起了一阵“创作”日记以备“伟世”的风气，以“文革”时期为最。这种日记因为是要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就难得有什么真情实感，甚至也难得有什么实话，其“史料价值”就不是“多少”而简直是“有无”的问题了。我在潘家园也收到不少这类日记，其中有一本是“文革”时期一个刚进工厂当徒工的十七岁女孩子写的，试摘录其中略有内容的几则如下——

1971年3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又换了新的日记本了，我要努力纠正以前写日记的缺点，要丢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那些悲观、低沉的东西。在这部新的日记中，要有活力，有战斗性，使人看了信心十足，干劲倍增，受到鼓舞，受到启发，把这部日记变成红彤彤的革命史册。

1971年4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有一同志同我谈：说出师以后的打算，是不是搞一些基本建设，如买手表等。我觉得买表倒是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七亿中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是工作需要方便。可是对于自己来说，好像没有必要过早地戴表。重要的是思想，万不可去追求。刚走入社会，即使有的话，也不能大手大脚，应该树立艰苦朴素的思想……

1971年6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我已经不是儿童，也不是少年，但对于儿童时代的生活还是比较留恋的，光阴似箭，如今我已成为一名青年。就是说，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要有个大人的样子。什么时候都不能再把自己看成小孩了……

今天罗马尼亚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说明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