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5/71页）

21. 《领取白天使救济面包的队伍》（White Angel Breadline），多萝西娅·兰格，旧金山，1933年

电影制作者早就意识到以身着同样衣服的角色贯穿影片会使随后的剪辑和拼接的工作变得简单。故事可以被舍弃、更改，却不会给叙述的连续性造成困扰。这里描述的30年代胶片（由许多静态图像组成的影片），帽子，这个简单的符号意味着可以在多张照片中看到同一个人——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人。不仅在兰格的照片中，不，“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摄影师的许多作品中。比如我们再看到从领取白天使救济面包的队伍中走出的人物时，他也出现在罗伊·德卡拉瓦的照片中。我们会……我本想写的是“我们会返回讨论此问题”，但我希望这一提示此时是多余的。那些词语无形地印在几乎每一页的底部。

1938年兰格在得克萨斯州拍摄《驱出》（Tractored Out），照片上一个孤立的农舍被犁过的旋涡状的干土围绕。很明显，没有什么可以耕种了。土地的所有生命已被深耕翻出。如果还有犁出的线路，那就会构成一条小道、一条路径。实际上暗示的是所有的选项——所有可能的路径——都已穷尽。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无路可走。兰格照片的故事就是这土地看起来如何的故事——褶皱遍布、满是犁痕、干涸炎热——她人物的服装首先变形，然后是他们的手，最后是他们的面容。事实上，所有的这些都成为兰格和她丈夫保罗·泰勒（Paul Taylor）所说的“人类腐蚀”的同义词。在土地、衣服、脸和手之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兰格自己强调和土地的联系，她观察到过去的佃农的“根基被刨除”。

22. 《豌豆田边的失业者》（Jobless on Edge of Pea Field），多萝西娅·兰格，加利福尼亚帝王谷，1937年

1937年，在加州的帝王谷豌豆田边，她拍摄了一个这样的农民，“蹲在尘土中——不知所措中又在做打算”［22］，他的脸和衬衫一样皱皱巴巴，而衬衫又和犁痕一样满是折痕。它们中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他的靴子满是尘土，双手像一对皱缩的土豆，甚至连戴的帽子也是整个大萧条期间最为破旧的。在我所能找到的照片中，我把所有的帽子做了一个详尽的清单，这顶帽子如饼干的残渣般毫不起眼。他的生活沦落到与干枯的老蜥蜴相同的境地，在他帽子的阴影里寻求遮蔽，几乎什么都不靠也能活下去。同一个人——或是一个凭借可辨别的帽子也很难与他区别的人——突然出现在同一年同一个地方的另一张照片中。他的衬衫扣起，但在干瘪的脖颈处敞开。有一阵子他在等待好消息，然后他在等待任何消息。现在他只是在等待。

23. 《在手推车旁的人》（Man beside Wheelbarrow），1934年

但他仍然把头抬高。最终他会以手抱头，眼睛看着地下。兰格1934年拍摄的坐在手推车旁的男子的照片就是这样一幅毫不含糊的被生活打败的图像［23］。他低着头；看不到脸，只见帽子。在其他照片中，她所拍对象的手——戏剧感、优雅、戏剧化——成了多余的符号。生命还未从四肢中萎缩。关键是在这张照片中，看不到手。他坐着，低着头。我们所能见的就是他的帽子。

在大学里学习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我认识到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等待展现了所谓的人类状态。在现实中，这一普遍的状态在特定环境下得以显现；“荒诞”也总有可识别的内容或背后的经济因果关系。与此相一致，兰格指出她五年前“会认为拍一幅男人的照片就够了”，现在她想拍摄一位男子“站在他的世界里”。第一个象征性的支撑是一堵墙：他背对墙。她也故意显示“他的生计，像是倾覆的小推车”。小推车本身像是被损坏的残骸。对于兰格来说，这一点尤其切中要害，因为巨大的象征性的希望和方向盘有关。如果方向盘在手，你就可以继续前行。因此在她的一些最有英雄气概的作品中，人们紧紧抓住老爷车的方向盘，依旧把握自我决定的主动权。他们也依旧头戴帽子。这种韧性——帽子和精神——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渴望放弃、停止，表明不是想摆脱尘世的烦恼，而是要脱掉破旧的帽子。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乔德家中的其他人眼睁睁看着，约翰叔叔山穷水尽，无以为继时冲向酒水店要把自己喝死，“他在纱门前脱下帽子，扔进尘土中，在地上自卑地用脚后跟蹭着。他把黑帽留在那里，破烂、肮脏。他进店走向铁丝网后的威士忌酒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