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6/71页）

24. 《贫民区》（Skid Row），多萝西娅·兰格，旧金山，1934年

当时局变得很困难——又是该时段的纪实摄影的另一个教训：时局总是变得更糟——帽子已仅仅沦为一个枕头。在1934年旧金山的贫民区，兰格拍摄了两个正在睡觉的人，蜷缩在霍华德街上，以硬地为床［24］。他们从背靠墙变成头枕人行道。但你仍然觉得帽子是慰藉的来源——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又出现了熟悉的盲乞丐形象。在约翰·瓦尚摄于1937年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在华盛顿特区麦克拉克伦银行有限公司门口乞讨的人［25］。他的情形像是对如今无家可归的人在ATM机前扎营现象的预示，靠近河流的源头却无法解渴。瓦尚开始将穷困和企业势力并置，并达到一定效果。和兰格拍摄的手推车旁的男子照片一样，他也背靠墙，但在这种情况下，墙壁的存在是为了将他和身后银行代表的财富积累隔离开来。在斯特兰德、海因及他人的影像中，盲人标签述说了他的全部故事。在本幅照片中，故事简直就写在墙上，不是涉及他本人，而是将他排斥在外的一切。兰格的手推车是男子生活被倾覆的象征，而这里的帽子已然底朝天——不再保护头，而是用来讨饭。不再依赖他自己，他已抛弃自己的个性或身份。早期盲人照显示他们往往提供什么作为交换（通常是音乐）；这里他只是站着，而帽子里面，正如我们所见到，空无一物。

25. 《盲乞丐》（Blind Beggar），约翰·瓦尚，华盛顿特区，1937年11月

我们看到头戴帽子的人被逐出人行道，手拿帽子在乞讨。帽子的命运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衰落故事。埃德温·罗斯金（Edwin Rosskam）于1941年在芝加哥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另一波新的经济低潮［26］。在建筑物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男子，虚脱地坐在石台上，未戴帽子的头垂在两膝之间。从柱子后刚好可以看到帽檐，从他头上滑落躺在他脚边。这是最终的失败。他难以为继。裁决就显现在他右手攥紧的皱巴巴的白手绢：他已经向生活投降了。

但我们要记住30年代的教训：无任事情变得有多糟，它们总有可能会更糟。因而这还不是大萧条的最后一站。这一切将会被一位摄影师所记录，他刻意避开那个时代的纪录摄影所关注的重点。

26. 《黑人聚居区的公寓楼入口》（Entrance to Apartment House in the Black Belt）埃德温·罗斯金，芝加哥，1941年4月

有时摄影师会彼此拍摄，偶尔，他们会拍摄工作状态下的对方，更常见的是他们拍摄彼此的作品。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常常和同时代的人或前辈进行对话。谁又能将温诺格兰德在50年代拍摄的一张未命名的照片排除在对兰格的礼赞或兰格式（当然，我是指和兰格相关的主题）的尝试之外？在画面右边有个结实的穿着西装戴着草帽的男子背对镜头［27］。他正和左边抬头看他的男士交谈（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头）。再往左是一个木架上的帽子。因为帽子通常是人道的标识物，这就成为人类的帽子货架，又长又瘦，宛如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作品——但更为基本，更接近于——用马丁·艾米斯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台球杆。就好像有三个人出现在画面中，其中两个戴着帽子。

27. 未命名，加里·温诺格兰德，20世纪50年代

到50年代，摄影史上最辉煌的帽子时代已然过去。戴帽子由以往几乎是强制的转变为可以选择，它也不再是人们遭受超出掌控或理解范围的经济力量蹂躏的可靠指标。帽子就是帽子而已。帽子和30年代纪实摄影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可被看成那个时期摄影史风格的象征。温诺格兰德的照片生动地表明摄影与经典的“纪实风格”已拉开距离。萨考斯基在“新纪实摄影展”（1967年）中说，它是将温诺格兰德、阿勃丝和弗里德兰德同其前辈兰格区分开来的教科书说明。后者“拍摄照片服务于社会事业……显示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并说服同伴采取行动把事情做好”。相反，“新时代摄影师将纪实手法导向新的、更为个人的目标”。温诺格兰德照片运用了一些主题——帽子——和早期阶段几乎同样，但显示了其是如何被取代的过程。根据这些条款，右边的人代表30年代；左边的帽架代表着摄影的未来。30年代的“宣传”照片让位于更为怪异的、更有特质的摄影。30年代的帽子无论承受多大的蹂躏，它始终未被非人化。相反，它和佩戴者密不可分。如今我们看到帽子和佩戴者的象征性分离。兰格忠实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如果他“描写一顶帽子。他这样做是因为一个男子在戴它”。新一代摄影师描述一顶帽子是因为它碰巧在那里。温诺格兰德的照片恰是这一转型的表达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