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9/71页）

路边石是最低等级的台阶，也是初级类型的椅子——所有的椅子往后折转就会成为摇椅。而摇椅则是共和国的王座，休闲的象征（不管是赢得的还是继承的），约翰·伯杰在另一语境下称之为“静坐的力量”。

29．《麦卡莱斯特监狱的警长》（Sheriff of McAlester），多萝西娅·兰格，俄克拉荷马，1937年

以兰格的警长照片为例——看上去不像出自其手，却的确是她的作品——摄于1937年俄克拉荷马州的麦卡莱斯特监狱外［29］。在照片中，沙恩说观众的注意力结果不可避免地聚焦到警长的腰围。就像在枪套的世界里，有一种通用的尺寸，而事业的上升主要由个人适应工作的能力决定。一般来说，潜在的雇员被要求填表；而警长被期待填充枪套。一旦符合，他们就可以拉起裤管，咀嚼口香糖，只是当警长而已。这不包括：坐在摇椅上——不管椅子是否可摇。在西部，警长由其警徽而被识别；兰格的照片证明警徽已经被一个勉强可摇的椅子所取代。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警长是专注于法律还是寻找好的平衡点。这是一个说了算的位置，所有的悬念都被消除——除了椅子的不稳定。很多犯罪行为及严重罪行需要去调查，但从警长的角度，唯一要紧的法则是地心引力。警长宽松的皮套鼓励产生大块头，这也提供基本的压舱保障。重量不够则会往后倾覆；警长的胆量确保他能一直保持稳定。这也并不是说警长仅坐在椅子上，但不管他做什么，总在暗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坐下来歇一歇。

如果警长角色大部分是举止问题，那么他名义上的职责——人口控制——则主要由生理性情、姿态、教养来表达。换句话说，坐下的能力，本身简直就是权力的形式或地位。1938年，兰格拍摄的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白发苍苍的庄园主证实了这一点。严格说来，他可能并不拥有一座庄园，但他的确拥有一把摇椅——不是一把会不由自主摇晃的椅子，而是一把专用的摇椅。就其技术来说，兰格镜头里的警长位置不够稳定，可能更危险。警长投入太多保住其位置（他的脚稍有些模糊，仿佛要不断调整平衡）。但水平提高后你就会自由地坐回摇椅上，长出尼采式的胡子，轻抚之，好像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构成了一种古老知识的形式，一种被继承的智慧的信托基金。

台阶可以轻易地变成椅子。偶尔，它们还会变为床。在1890年，年轻的斯蒂格里茨的自拍像就拍摄于科尔蒂纳的一栋大楼前伸展出的四个台阶。作为无拘无束的波西米亚影像，它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在平地上则会好些（卡里斯·威尔逊最终在韦斯顿的1937年的作品中以类似的裸体睡姿出镜），但你将要被接下来的豪饮惊呆，在这样的台阶上会感到放松或找到安慰。斯蒂格里茨的姿态表达了某种艺术抱负，你不会渴望睡在台阶上，却最终睡在了那里。鉴于坐在门廊或台阶上显得亲切自然，而睡在上面则几乎意味着遭到遗弃——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在美国被看作是潦倒的象征，在印度，喧嚣的城市却因相当广泛而显得十分正常。威廉·格德林两度在印度延长行程（1969—1971和1979—1980），这是摄影在次大陆获得的恩惠之一。在贝拿勒斯(38)，每一件事物都不断给人启示。“印度人将印度街道看作是他家的一部分，”格德林在日记中写道，“印度生活最自由的部分就是街道。人们有权利蹲在任何地方……人们睡觉、工作、玩耍、吃饭、打架、放松、排泄、死亡，都在街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发生在那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长凳上蹲着和睡觉是人们陷于困境的标志；在印度，却是轻快和恩惠的证明。在格德林拍摄的夜幕下美国的照片中，他对于什么都看不到的抱怨在印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他在贝拿勒斯的夜间漫步，拍摄“市民躺卧在狭窄的窗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四肢“弯曲着，具有无意识的美感”。在未标日期的底稿片段中，他写道——并不意味着十分罕见——很高兴看到“你爱的人睡着的样子”。在贝拿勒斯，他满怀爱意，拍摄所有的睡眠者。这些沉浸在梦中的人们的照片，就像为格德林实现了一个梦想。他成为梦想的守护者，如惠特曼的《睡觉的人们》（The Sleepers）度过他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