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10/11页）

但是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沉湎很久，观众也没有长期陪伴的耐心。艺术家们在翻越一个山口后不会老是赖在这个山口不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游荡别处，观众们等着跟随他们走新路吧。

这一段时间的古代武侠童话题材，也暴露了我们电影艺术家的一个大毛病：实在不会“质朴叙事”。这是缺少文学原创力的证据，一时补不起来。

那么多大同小异的炫丽场面，那么多的感觉和哲理，展览得眼花缭乱又苍白无力。如果他们要跳上更高的台阶，必须花大力气修炼“质朴叙事”的功夫。最惊人的想象力，也以“质朴叙事”为基座，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古琴一直是很高层、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它伴随着一个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士大夫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跟着逐渐步入坟墓。但最近几年古琴回热，看起来形势大好，琴也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宠儿，但是，古琴的声音不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扩音设备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同时，又使得古琴音乐精华——极其微妙处（比如细微的吟猱之音）丢失，从文化的层次上说，更抽离了它深刻的文化属性。古琴音乐从来不为悦耳，流行音乐则一定是和“好听”分不开的。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还是高雅艺术的变质和死亡？

余秋雨：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显然被夸张了。数量少得可怜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态，显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整日忙忙颠颠，诗、书、琴、画对他们来说只是“风雅余事”，达到专业水平的不多。诗、书好一些，琴、画的水准大多也只是入门而已，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弹的只能是专业琴师，一般文人也不过是摆弄一下罢了。

因此，要说古代文人弹古琴没有表演性，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萎弱的不自信状态。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养琴师了，当时也是不惜四处通知、长期张罗，竭力打造若一个个表演场面。阮大诚家里就是如此，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来批判现代创作。

现代音乐创作中能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美色，应该鼓励。但如果要把古琴曲与民间的原生态音乐相比，我更钟情后者。这一点，我与音乐界的朋友谭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维持，往往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中国古典诗词讲求格律，本来是为其“音乐”美，但是，如今，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守格律，则不一定和坚持诗歌的“音乐”美统一了。本来合二为一的目标，如今已经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学习古诗词，用今天的语言，也很难再直接、生动、纯粹地感受到它们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马俑一类的出土文物，我们看到的，已经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失去颜色的灰色调，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

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诗韵来作诗，么我们也仿佛是一个盲人在手杖上绘出五色斑斓的图案来，有和无，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余秋雨：你的表达方式也是太“绕”，听起来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领会了你的意思。你认为古诗有当时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现代依样画葫芦了。我赞成你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我能写一手很淳厚的古典诗词。我从小就背诵大量古诗，感谢中学语文老师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这方面的鉴别能力，更感谢大学时代的陈汝衡、盛钟健、范民声老师严格地教会了我写作古典诗词的技巧。后来，陈、盛、范三位古文专家都对我写出的古典诗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我现在完全不写了，因为那些词语方式，与我的真实心情产生了阻隔。前几年，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处立一块碑，市民投票让我书写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辞赋体或文言文来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我要用现代散文来写，才能真实表达我对李白、对长江、对中外游客要说的话。他们同意了，我很高兴。

请注意，只要写好了，现代散文也会有一种语言节奏，可以句句人心，句句在口。这种语言节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