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8/11页）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若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

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拆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政府、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政府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耍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政府，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道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文革”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