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歌（第23/27页）

才华本身是出世的，上苍恩赐是为了让我们在精神世界里更优美地遨游，如果总是用它来解决现实困境，用来谋求世俗意义的好处，所谓的才华，很快会被消耗殆尽。

鼓城中学毕业时，屠苏曾与小夜约定：“二十年后再相逢，要在文学上一决雌雄。”当文字不再是屠苏的内心需要，仅仅当作偶尔借助的过渡工具……“屠苏不知怎么回事，后来连简报都写不好。”路平安再次感叹，“他的才华不足以驾驭他的欲望。”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以为，屠苏是单纯而笨拙的书生、文人、理想主义者。我以为多数人活着，不是受有钱的罪，就是受没钱的罪，唯屠苏是超脱的一个。我以为生存竞争有如罐子里的残杀，屠苏不具备足够恶毒的腺液，不能成为活到最后的蛊虫，所以他从前想躲进学校的象牙塔，后来想躲进小夜的蜗牛壳……因为他在心智上不会巧取，在气力上不够豪夺。有太多的“我以为”，是我把屠苏强行塑造为理想主义者。

即使屠苏并不高大和清澈，作为一介凡夫俗子，他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罪过，我为什么不依不饶地苛责？我承认，情绪里面包含了我自己的恼怒和悲愤。小夜博客读到最后，白纸黑字，屠苏有三个字对我触动巨大。鼓城中学里，当十七岁的小夜问十七岁的屠苏，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屠苏意气风发、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要做官！”这被小夜夸为远大的志向，尖锐地刺痛我。

当年屠苏旁敲侧击向我提及，他可以就任某大报总编辑。我那时不谙世情，哪里明白屠苏心迹？懵懵懂懂听过去，没当真，没听出其中流露出屠苏的追求与向往。今天回想起来，我心头一惊，当年二十多岁的屠苏意欲担纲如此重任，虽壮志凌云，却痴人说梦。何况我不认为，以屠苏的文笔和气场，能够驾驭他以为自己可以的那个角色。屠苏对我近则不恭疏则怨的态度，让我琢磨不定，原来他恼恨于我始终袖手旁观。屠苏认为，我帮他是举手之劳，而我甚至连杯水车薪的表态都没有。

我相信屠苏的恼恨是真的，否则小夜不会清楚细节：我是北京城市户口，父母属于屠苏认为的领导阶层。屠苏希望我主动提供世俗意义的帮助，给他找关系、托门路，以飞黄腾达；可我不食人间烟火的简单和弱智，加上我骨子里排斥官场政治，使骄傲的屠苏难开尊口。他不说吧，我永远没那个自觉意识；说了吧，我们价值观冲突，我会因此低估他的高洁。对他来说，我本来就姿容欠佳、形体健硕，最大价值就是不错的家境，但这条或明或暗的路径却在我这儿被打上死结。我满心思误人误己的文学梦，官场不仅绝非我向往的生涯，也是我的婚姻观不愿接纳的。我怕丧失自由，怕力量微弱的自己没有足够定力，怕承受不了考验，怕被卷入体制绞肉机里，所以视为畏途。而时隔多年，我才明白，屠苏的艺术追求，服务于他的现实要求，纯粹的精神享乐不足以替代一切。

我们之间，是理想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对话。或许我们原本置身两个不同的国度，屠苏的母语是世俗社会的，不过他精通理想国的外语。除了能写点东西，我百无一用；明慧背后的领导若隐若现，成为屠苏选择明慧的重要砝码。加官进爵的渴望，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乃至倾覆。屠苏决心撤得干干净净，他或许已耗尽对我的耐心，认为离开我才是明智之举。

最后的相处，我一直理解为君子屠苏的克制与隐忍。和衣而卧，在黑暗中清谈，那块裤子上被少量体液浸渍的斑迹，证明了规矩的屠苏所承受的压力。假设情感果真充沛，在年少莽撞里，他恐怕很难守住理性。屠苏的克己，可以解释为他对异性的好奇、对朋友的尊重和品性的正直；也可以解释为，我的吸引力不足以启动他的运行程序。可以归结为柳下惠的高洁；也可以解释为考量，他已决定投奔明慧，不想节外生枝。冲动的结果不过春梦一场，美妙而尴尬，万一生米成了熟饭，是否会产生变数，危及未来，让前途烟消云散？面对诱惑，屠苏不为所动，就像考试前的忘我备战。这是一种实际的计算，是权衡、比较和判断的结果，是遗憾也是彻底的选择。那晚，屠苏抵抗住来自身体的召唤，之所以展示出近乎钢铁的理性，是伟大的仕途理想让他的欲望归于职守。

时隔二十年，我才悟到，那是真正的告别之夜。我们的理想和路途，从那天那夜那一刻，已分道扬镳。

屠苏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仿佛是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天堂，最后的庇护所，最后的诗意时光。那时肆意谈论金钱和权势都是可耻的，我们在轻微的贫苦中，更容易感受精神的丰足。在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每个舞台上的表演者，都被理想的聚光灯照射为散发理想主义光芒的理想者。你能说那个时候的屠苏不真诚吗？不。人有时会被自己感动，在某一个阶段里他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同酒喝高了，在那个精神醉酒的阶段里，他可慷慨激昂，可舍生取义……尽管酒醒了，他会后怕。我不认为屠苏的理想主义是伪装的假面。理想主义潜藏在我们的性格之中，有时激昂，有时沉睡，有时含量极少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并未发出光彩就完全熄灭——但，都是真的。当时种种是真的，后来种种也是真的，即使两者反差巨大，到悖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