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第3/3页）

答：我承认有这种趋势，但我认为也属于正常的一种同化或解构。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君不见，在我们军队工作的机关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每天8小时上班，上班时间才着军装，下班后穿便服，生活区和其它社区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就是基层部队也只是正常的执勤，没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不可能要求军人去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军人则只有在战争中才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罢了。风险程度远远小于公安干警或武装警察。不仅外军，我军也在强调职业军人这一属性。军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出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和平时期它就是和平的象征。

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

栗：您认为军旅文学的内核是什么？军旅文学应该体现或者能够体现哪些审美特征？您认为当今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

石：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只有“英雄”才是符合军旅文学的唯一审美标准。军旅文学这种提法没有科学性，我以为科学的提法应该称之为战争文学，只有战争才生产英雄，让人们为之感动、振奋或涕泪泗流。这是我们顶礼膜拜、为之颤抖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为之自豪的。

军旅文学（姑且这般称之）的弱点很多，不仅军旅文学，我想当今文学创作都有的共同问题就是：作品的格调，对待生活的态度等问题。描写鸡零狗碎的作品太多，那种阳刚正气的作品太少。这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心里没有阳光，人格委琐的作家又怎么能写出阳刚的文学呢。军旅文学更需要这种阳刚。当然这种阳刚不是概念式的，而应是从我们作家的血肉中喷涌而出的艺术形象。

栗：请您结合自己的军旅文学观念，谈谈对英雄文化和英雄主义的理解？

石：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评判标准，不论如何评判，人们欣赏的习惯都是一样的。文艺作品承载了这种宣扬英雄的任务，因此，通过文艺作品接受英雄，走进英雄便成了我们的审美需求。

我们平凡的人对英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英雄，这种情绪使我们的平常生活多了些亮色。因此，凡是塑造英雄、伸张正义的作品都能很快被我们所接受，并广为流传。中国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就占了三部，外国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古希腊神话到我们的“英雄儿女”，无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

作为一个作家，从内心到灵魂应该多些正气，多一些英雄情结，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式的英雄，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阳光和亮色。我庆幸自己是一名军旅作家，因为战争文学说到底是塑造英雄的文学。

栗：您认为什么叫“英雄史诗”？您又是怎样看待当今创作的史诗化追求的？

石：我觉得在某些评奖过程中，走入了一条歧途：追求历史的、纵深的、磅礴的、凝重的史诗特征，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们回过头来看，真正能够具备史诗特征的，像古罗马史诗那样的作品，的确可以称之为好作品，但这不是说，杰出的作品非得是史诗性的作品。谈到英雄史诗，我头脑中马上出现一种旋律，大气磅礴的、非常凝重的、给人感觉以力量的、以精神的音乐背景作为依托，不是流行歌曲，不是民间小调。我觉得，从中国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和古希腊的神话比在力量上就弱了很多，其间主要是作为人本身的色彩淡了一些。中国总体上缺少史诗性的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

栗：我想作一下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是极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种预测主要原因是：首先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民族，在创作源泉上是非常丰富的。其次，当代中国作家和过去的作家相比，在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上已经完全具备了完成史诗性作品的能力。再次，相对于过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学环境是十分宽松的，作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文学的规律去创作。对于这种预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石：如果说最近十年左右出现，我感觉有点悬。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英雄的认识不够全面，文学作品中类型化的英雄太多，另外我们在自省上相对缺乏，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劣根。要出现真正的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需要作家、评论家的共同努力，而且我觉得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栗振宇：1978年出生，1996年入伍，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现为陆军上尉、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