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岛（第3/12页）

以我的观察，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倒还不是这一类的，而是——举个例子好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话想必每个人都认同的。那么，一位母亲整天打骂儿子，似乎生下他就是为了折磨他，还有一位母亲自从生下儿子之后就对他不闻不问，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没给过他任何关怀，那么，儿子倘若嫌弃这样的母亲，可有什么不对的吗？

母亲若只是相貌丑，儿子不会也不该嫌弃，但母亲若是生着一副不可救药的蛇蝎心肠，儿子又会不会、该不该嫌弃呢？

有人会反驳说，天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母亲。好吧，就算没有吧。事实上人们经常拿“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句话来类比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把祖国比作母亲，把个人比作儿子，那么一个人也许不该嫌弃祖国的贫穷落后，这毕竟就像母亲的相貌一样。而一个人如果在祖国处处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二等，甚至三等、四等公民，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当他口吐怨言，或者想要“适彼乐土”的时候，有人抬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句大道理来压他，这难道也讲得通吗？

退一步说，母亲和国家又有多大的可比性呢？试想白居易笔下的那位卖炭翁，母亲生下了他，很可能也是母亲悉心养育了他，母亲会要求他什么吗？我们总是说母爱是伟大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母爱是不求回报的。而卖炭翁的祖国对他又怎么样呢？当他“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时候，或许也想过向祖国寻求一点救济，但祖国只会记得向他征税，甚至会义正词严地说：“不要问国家都为你做了什么，要问问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显然不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

如果把问题继续分析下去，就有点哲学的味道了。一位母亲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而一个国家难道也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春秋大义》里就有过一番刨根究底的追问：

到底什么才是“国”？

假设你生在专制时代里改朝换代的时候，当外国入侵——

（A）当朝统治者被推翻了；

（B）国号改了；

（C）国土被吞并了，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亡国了；

（D）亡国之后，除了原先的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生活都好过了很多——你住的还是原来的地方，身边还是原来的邻居，从事的还是原来的工作，和以前不同的只是生活明显变好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呢？你会出于爱国之心起来打仗吗？

继续，还是上面的条件限制，我们试着把A、B、C、D分别换掉，想想是哪个因素会让你以爱国的名义起来反抗？

假设统治者的暴政让你挨饿，受冻，整天胆战心惊，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迫害至死，这时候你突然有了一个逃到国外的机会，你可以去国外生活，过好日子，但必须从此改换国籍。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如果是孟子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拿出那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对士和民采取不同的标准。

如果是传统的儒家态度，那就是：欢迎仁义之师，支持和平演变。

而一些更有士风的人也许会这么回答：“国家不等于政府，哪个政府都无所谓，只要能给大家好日子过，但如果要我学日语，穿和服，吃寿司……那我铁定战死沙场，血祭祖先！”

那么，这样说来，这个“爱国”其实爱的是自己的价值取向了？

“学日语，穿和服，吃寿司”所代表的不就是“用外国文字，接受外国文化教育，以外国传统方式生活”吗？

可是，如果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是本国政府要求大家“用外国文字，接受外国文化教育，以外国传统方式生活”，又该如何呢？这可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五四时期就有人呼吁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呢，而现在的简化字也已经和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脱钩了。我曾看过余裴山和傅斯年通信作“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办法的商榷”，诉说所遇到的一种反对派的声音就是骂他们是“文字上的亡国奴”。赵元任也曾经提倡：“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非用汉字不行，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当然也非用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场合，比方说自然科学、工、农、商、军事、普及教育，现在就可以使用拼音文字。”这倒真可以看看日本，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成绩斐然，确实“非用汉字不可”，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在多数场合，比方说自然科学、工、农、商、军事、普及教育”，用的都是日语。至于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意识形态，可以参考我在《周易江湖》讲到郭沫若写文章捍卫共产主义，批评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天换地，不但没惹起人们“铁定战死沙场，血祭祖先”的冲动，反倒使得群情鼓舞，万众一心，这又怎么解释呢？全国上下热情学习马列，这不就是全盘“接受外国文化教育”吗？早在五四时期就“打倒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更有“批林批孔”和“破旧立新”等等，这不就是剪灭传统文化吗？想想都德的《最后一课》，如果这“一课”是本国自发的，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强加的，我们又该怎么来看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