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11/14页）

克莱普勒指出，不加限定的夸张是一种“掩饰性的语言”，除了“最”的程度说法之外，“‘全面的’‘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数字最高值，与浪漫主义泛滥无度时的‘无数的’和‘不可想象的’一样”，也显现“数字的最高级与集权原则之间的关联”。我们今天在公共论述和说理中应该改掉这样的措辞习惯。

类比

说理中的类比也经常会有残缺。类比是以一物比喻另一物，或用一个看法来证明另一个看法。类比对于大致的、一般而言的说明和描述最为有用，人们经常只是凭直觉来理解类比。由于习惯于隐喻或显喻的思维方式，被隐喻或显喻的似乎成为一种常识：女子美貌便是如花似玉或花容月貌，心情复杂便是五味杂陈，生活困苦便是水深火热，等等。类比是一种比隐喻或显喻更扩展或复杂的比较。例如：2010年广西高考语文试题采用的全国卷Ⅰ要求根据图画材料作文：画面上有四只猫，猫前面摆着几条鱼，一只猫选择捉老鼠，三只猫选择吃鱼，并嘲笑那只捉老鼠的猫：“有鱼吃还捉老鼠？”作文显然不是看考生要怎么写猫吃鱼还是捉老鼠，而是要求以类比来就别的事情说理。有博客作者将此联想到国家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事。在这个类比中，国家犹如猫，连年超常增长的税收犹如“鱼”，所漏之税则犹如“鼠”。类比的结论是，国家有“鱼”吃，还要别忘了“捕鼠”。博客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类比，因为国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猫和鼠的关系。

类比也经常在政治上被用作一种顾左右而言他或借古说今的“委婉”说理方式，对某些敏感问题做一些以“能说的”代替“不能说的”讨论。2013年12月有报道说，《大清相国》成为又一本因领导人推荐而洛阳纸贵的著作。据称，这本书由于讲述铁腕治吏的故事而对当今的干部整风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令人想起不久之前，也是因为领导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时代与大革命》也曾走红过一阵。有学者总结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没落。统治阶级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成为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用大清国的或是18世纪法国的事情来引起联想，借以思考当今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防止之道，如果有说理功能的话，充其量不过是类比说理。用类比来进行思维非常普遍，常常运用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问题思考过程中，它可以为了解一个陌生的问题提供一个可能已熟悉的路标。但是，正如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记住，作为路标，它的可靠性必须经常加以测试。而且，虽然可以用类比做论据，借以触发一种结论……但是，哪怕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也总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里，这个类比就垮了下来。”而且，有人会利用类比来进行诡辩或欺骗而不是说理，他们的“目的是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并不向我们提出任何可以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据”。

说理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就什么说理，在说理修辞理论里，这叫明确论题。明确的论题就是“正题”——该谈什么就直接讨论什么，不要东拉西扯，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例如，今天“治吏”的关键是什么，是提高个人品质，改良官场风气，还是健全政治制度。要说清楚，不要只是暗示。类别联系或联想可以触发对某论题的讨论，但也可以引偏论题。例如，曾任康熙帝老师的清代名臣陈廷敬，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再能干、清廉、铁面无私，都是在为皇帝效力。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民主政治，不是王朝政治。因此，“治吏”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问题，用大清政治做“路标”来思考和讨论现代民主法治与官员权限，恐怕还没有起步，类比就会垮了下来。法国波旁王朝的类比不也是这么垮下来的吗？

类比在说理中经常被滥用或误用，“错误类比”（false analogy）是说理中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有论者认为，“错误类比”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弱类比”（weak analogy）。这是因为，类比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是相比之物间的类似关系有远有近而已。一般来说，关系近的就会显得比较合理，而关系远的则会显得牵强附会，因而暴露出谬误来。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谬误的类比，一方面，无论关系多远，没有两件事物的类比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无论关系多近，类比的两件事物都不可能合二为一。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有这样一个谜语，桌子和乌鸦有何相似之处。作者自己说，这本是一个无底之谜，但还是有读者给出了这二者间的类似特征，有的还相当精彩。但是，就算类比很贴切、很精彩，它所提供的充其量只是说明和修辞渲染，而不是能支持结论的理由或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