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12/14页）

再好的类比也不过是一种巧妙的说法，由于它不是对正题的直接讨论，它的说服力只是表象的。美国作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说，“一句说得很巧妙的话可能只是因为巧妙才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许多历史故事、名人轶事都经常被用作比喻或类比。不同的使用者可以从它们引申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意思。好的类比精确有力、生动风趣，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在演说中运用类比，能产生很好的修辞效果，但好的修辞效果不等于好的说理。类比的审美感染力可以强化一个正当的说理，也可以用来逃避说理，成为一种花言巧语，甚至还可以根本就是一个遮掩真相、乔装打扮的歪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评价一个不当类比的时候，不仅要评估它是强是弱，更要判断它是否正当，是否谬误。

先例

用“先例”来说理也是常见的，它与程度说理和类比说理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包含着某种比较。先例说理往往依靠某些涉及过去和现今关系的常识思维，例如，以前如此，现在就该如此；他以前做过，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坏，所以已经很好。

儿童思维的一些特征经常与“援用先例”有关，如有样学样，他有的我也要有。家长也经常会用类比方式来教育孩子：你爸爸小时候很听话，你也要听话；他能够做到，你也要做到（学榜样）。因此，类比很容易成为一种惯性的思考方式。习惯性的援用先例可能造成错误的先例论证，因为它可能忽略过去与现在（或未来）环境条件的不同。先例论证经常用在以“光荣过去”对现在人进行的革命教育说理中。例如，2013年12月有一篇题为《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从我做起惩腐不贷》的文章说，“苏区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四分之三。延安时期，他自己种粮种菜，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费，自掏腰包招待名士和外宾。”仅就说理而言，这样援用先例并不能证明“以前这样，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当然，就算是证明了，贪官也照样是贪，所以“反腐倡廉”光靠说的，是办不到的）。这种援用先例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就是，以前和现在的环境条件完全不同了。以前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围剿，生存资源极端缺乏，过苦日子是不得已的；现在已经几乎拥有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当然今非昔比。

先例论证援引的经常是某个带有情感色彩的过去事件（“革命故事”都如此），在情绪上调动和操控听众，减弱他们的逻辑分析意愿，以取得说服的效果。这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法。例如，越南战争初期，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战争动员的演说中说，“在越南退却换不来和平，‘慕尼黑协定’的希特勒告诉我们，胜利只会刺激侵略的胃口。战争会从一国扩大到另一国，带来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驳斥尼克松说，1939年的欧洲与1965年的越南是不同的情况，第一，捷克人遭受的是德国的外来侵略，而越南是内部的叛乱和内战；第二，当时的捷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而南越政府则腐败而不得人心；第三，希特勒占领捷克是为了攻打波兰，而越共和北越则是为了国家统一。先例论证的残缺在于，它经常片面地强调与它有利的相似方面，而不提与它不利的不同方面。

“先例”说理有残缺，还经常因为只顾援引先例，而忘记思考先例好不好、值不值得效仿的问题。例如，有人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还有人对中国严重的地下水污染这么说，“工业发展没污染是不可能的，这些西方国家闲着没事整天恶心中国…… 地下排污恶行早有先例。”

2009年11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温室排放现已居世界第一，预测2020年将接近美国的2倍，2050年将是美国的2.3倍。虽然陈述的是科学事实，却引起了一些国人的反感，被看为是一种“阴谋”。一位网友评论道：“西方世界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刁难中国，目的就是阻碍中国发展，深怕一个强大的东方大国会统治世界”。有一位官员就中国“世界第一”问题对记者说：“当前大气中累计的温室气体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只占余下20%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中国有13亿人口，当前人均排放只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权利的想法。”污染危害的程度是不能以“人均”来计算的。污染到一定程度，人会得癌，会不能呼吸，会活不下去。一个人或一百个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致命的后果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有一百个人呼吸有毒空气，空气就变得只有百分之一的毒性。就算西方人同意让中国三倍五倍地污染，这样的污染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