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第7/9页）

第三个不同是，三段论证是静止的，它的三个部分都已经固定在那里。而图尔敏模式是进行式的，从理由到结论（主张）必须经过保证，保证则是一座有待说理者自己去架设的桥梁。图尔敏自己把“保证”称为是“你如何达到这一步”（How do you get there？）的问题；“主张”是“你要说什么，证明什么”（What are you trying to prove？）的问题；而主张-理由中的“理由”则是“你必须提出什么支持”（What have you got to go on？）的问题。

第四个不同便是图尔敏模式所包括的语气或模态限定。在说理中，对中介保证的保留意见往往便是一种可能需要的限定，一个有经验的说理者往往会对此先已有所考虑。说理的结论更是常常需要语气限定，因此，说理者常会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相反，缺乏经验的或根本就是主观武断的说理者则很可能疏忽这种留有余地的必要性。留有余地不仅仅是说话的技巧，而更是出于说理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不同意见和公正地看待、承认不同意见的合理成分，只有这样，说理才会更灵活、更理性，也更全面。

中介保证的共同价值与“逆向说理”

2013年11月28日，演员刘佩琦表示，精英们就应该多生孩子，“姚明、李娜、刘翔、张艺谋、陈凯歌等，那些精英们，包括其他领域的精英们，我觉着应该让他们多生一点儿，当然国家宪法不允许，法律是平等的，我说话也不算数，但我从心底里觉得各路精英应该多生一两个，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太缺乏人才了。”

以图尔敏的说理分析模式来看，刘佩琦的说理结构并不复杂，它包括一个“结论”（应该允许张艺谋超生）和一个“理由”（因为张是精英）。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假设，即“中介保证”：应该让精英多生孩子。此外，中介保证还有一个“支持”，那就是，精英多生孩子对提高中华民族（全社会）素质有好处。

他的中介保证和支持中包含了一个他所依据的“价值原则”，那就是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在他那里，为“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牺牲社会中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

不同意刘佩琦说法的人们可以从哪个或哪些环节上质疑或反驳他呢？从对这则新闻的网友反馈来看，反驳并没有针对他的“理由”，因为大家都同意张是一位“精英”。当然，更细致一些的读者会要求刘佩琦提供一个关于“精英”的定义（修辞理论称definition），并证明张符合这个定义设下的标准（quality），这里姑且不论。

反对的看法全都集中在刘佩琦的中介保证上，也就是说，不同意精英应该在生育上有特权。反对者的质疑集中在保证本身和对保证的支持。对保证本身的质疑是，你说精英应当有多生孩子的特权，那么，就算不论这项特权的对错，也还有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例如，精英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决定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精英里头会不会还有更精英的，所以应该有更多特权？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谁来决定普通人有没有发言权？

刘佩琦中介保证的支持也会引起质疑，质疑依据的是一个与他不同的价值原则，那就是，特权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刘佩琦认为“中华民族素质”高于社会公正的“平等”原则。质疑者们会问，罔顾平等原则的中华民族有什么素质可言？尊重平等难道不是素质？这种素质难道不比多几个会演戏、能跑善跳的个人来得更重要？

在刘佩琦的说理中还有一个假设：精英生精英，草民育草民。反对者会说，这种翻版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并没有事实或科学的根据，不过是一个谎言。用谎言来说理，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在公共说理中，如果不同观点的双方对“事实”（如张是精英）基本上没有分歧，那么，分歧便往往是发生在价值原则上的。说理中的价值原则不单单属于个人，而且也取决于群体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价值共识。例如，中华传统文化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在“革命时代”遭到极大的破坏，现在又被重新提倡，由于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所以并非简单地“恢复”这些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如此。在当今中国，赞成公民权利平等的人要远超过赞成精英权利特殊的。正是由于存在关于平等的价值共识，在争辩时，主张精英特权的一方比另一方需要提供更多的说理支持，因此成为一种“逆向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