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淀粉（第4/7页）

1970年初，当“文革”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长春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