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淀粉（第5/7页）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

“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