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混沌的西部（第6/9页）

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

我问男孩，电影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文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文化局的审查，”男孩说：“就把电影拿去了法国，还获了奖。所以我国政府禁了这部电影。”男孩并没有看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不过他说他知道影片被审查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他说。“电影里没有红军，没有劳动者的军队，也没有游击队——这些都没有出现。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中国的媒体保持沉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对电影的禁令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

在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两次审查：第一次是审查剧本，第二次是电影拍完以后。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