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混沌的西部（第8/9页）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会面也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只有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还提醒着我。

在拍片的时候，我们极少看到维吾尔族人。汉人经营着石油公司，而马背上的临时演员——那些“塔利班”，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关于大马营的场景是在一个小绿洲附近拍的，那儿住着一家维吾尔族人。不过他们避开了电影的拍摄地，而去照看着他们的200头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他喜欢姜文。不过他更喜欢看美国电影，像《龙卷风》、《终结者》——所有阿诺·施瓦辛格拍的电影他都喜欢。他说，他还喜欢《泰坦尼克号》里那艘船断成一半的镜头。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为了把电影拍得更“后现代主义”，他还让一个女演员剃了光头，扮演道姑。

他们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医生告诉哈里森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骑马；他需要好好恢复身体拍后面的场景：他的角色将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萨克人”杀掉。他死去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盖。好几个月以后，当我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个印第安休伦人。

我在拍摄地的最后一天，离开时坐了姜文私人的面包车，他也在车里。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领着一队骆驼穿过隔壁的场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员走在最后，这样一来观众就不会注意到他了。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这个演员，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