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唐人街（第6/8页）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

“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

“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

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

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

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

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

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

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

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万事如意）。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

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