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第7/8页）

这个追求解决的目的性疑问其实原来是不肖生打造的系谱必然会牵引出来的，因为侠客各自的身世和来历一经细节化的勾勒而纳入系谱之后，他的结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样不能不被纳入系谱的辨识坐标去解决。这也就是说：系谱中的侠的结局非在系谱中完成不可；甲侠和乙侠、丙侠、丁侠既然分享一个纠结着复杂关系的出身和来历，就不能只有纯属甲侠个人的结局，他个人离开故事的解决至少要和乙、丙、丁诸侠有关。

可是不肖生不此之图，非但未曾让昆仑、崆峒两派的大解决在赵家坪“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原来几乎是设计成为一个了断的红莲寺争锋也落了空。从第十七回起，他掉出笔锋，几乎尽弃两派争门，开始写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新贻）”故事，一写十六回，几至全书的五分之一，他的解释（夹杂在七十一回正文之间）是：

因为有刺杀马心仪（按：不肖生在小说中改动了遇刺者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名字）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为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样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这一部奇侠传，非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故事，也得不惮辞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气。

不肖生这一大段作者现身自道的解释主要就是在重申这部小说作为社会或历史实录的“传”的意义。他所间接闻之于郑敦谨女婿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存真？不肖生并不在意；他所要完成的是一个不同于官方、对立于专制、源出于民间的论述。这个论述是他一面写奇侠合传时才一面“调查探得”的，它不属于原已具足的“布局”，前文自未预留“伏笔”；它更逸出了之前近一千六百页正文所打造的系谱之外。相对于之前的故事，纯属那个说话人临场横生的“废话”，而且，它绝对是全书的一大松散之处。这个大松散写完之后，不肖生居然只花了五页多的篇幅草草交代了奇侠们火烧红莲寺的过节，然后说：

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写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还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江湖奇侠传》就这么结束了。不肖生刚发明了一个结构装置，反手就终结了这个装置——系谱：徒然提供后之评者一个离奇与松散的口实。在此，除了浅薄地指责不肖生无能之外，我们恐怕得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解决”上去看。

解决不了

“不高兴写下去”是不肖生留下来的一个谜。后人无法究竟得知：他是不高兴些什么？不过，张汶祥行刺马新贻这个处处启人疑窦的案子恐怕是不肖生整部《江湖奇侠传》中最令作者难捺郁忿不平之气的一个部分。也是唯一现身再三，向“看官们”辩护他不得不“照实记出来”、“从头至尾写出来”的一个部分。不肖生甚至在八十六回中宣称：他这部奇侠传和施耐庵写《水浒传》以及曹雪芹写《红楼梦》不同，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从一条总线写下来，所以不致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他也承认：自己这部奇侠传（指的是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回的大松散处）“所写的人物，虽兼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如此一来，这十几回内容竟然连侠字都摆脱了。

不肖生的“不高兴”到此初露端倪：他在试着“调查探得”和“照实写出”——也就是一个动机不在写侠客奇遇而是基于记录、暴露、垦掘现实的书写活动当中，发现他不能为先前七十回辛苦建立的侠的系谱在小说里面找到解决，因为：

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

此处所说的“现在”，当然是指20世纪20年代不肖生写作《江湖奇侠传》已至终篇的那个现实的时间，上距同治九年（1870）的刺马案已将一甲子。有趣的是：令不肖生阢陧不安的恐怕不是这近六十年间奇侠与奇侠之间的干戈扰攘未息，而是刺马案这个从属现实之中发生过的不侠而奇的事件，如此逼真写实地从他打造的侠的系谱之中延伸、迫近到不肖生这个作者的现实世界里来。他原本那个“立传”的基础直到遇上刺马案才真正吻合“取材大率事实”的要求（因为此案在上下数十年间一直是政坛、民间、媒体和艺文界不停挖探咀嚼的公认材料），可是它却不能纳入小说打造的系谱之中去解决；此案之悬而未解、解而未决以至于决而不能平息物议，非但令不肖生试图借小说“出一出气”，当它被纳入小说之后又造成一庞大的累赘，因为它与昆仑、崆峒两派的系谱迥不相容——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