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血洗洪门 （第2/5页）

日军的炮轰目标是北角、湾仔和中环，通常从港岛东边开始，朝西转进，最后又从西向东打回去，炮声有固定的方向和节奏，从远处渐渐趋近，又渐渐远去，再打回来，又远去，哨牙炳不抽烟笑道：“刁那妈，萝卜头连打炮也打得这么有条有理，像擦牙一样，左右，右左，左右，右左，绝对不会乱了次序！纪律咁严明，怪不得打得中国人有气冇地抖！”

陆南才没理会哨牙炳的唠叨，专心设想日后如何跟日本人应对周旋。并非未想过退回内地，但，能去哪里？能做什么？若到重庆，人生路不熟，大不了跟在杜先生身边做个跑腿，这可不行，已经是龙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恐怕过不了自己这关。回广州？虽有陆北风的接应，但那亦是沦陷区，既然一样要做日本人的狗，何不干脆留在香港？况且杜先生上回不是说过，能屈能伸始算大丈夫，只要屈得有分有寸，跟日本人合作不成问题？杜先生的意思其实说得很明白了，留下来是可以的，但须跟重庆保持联系，做他的耳目。

其实那天踏出杜公馆，陆南才已经预想到今天处境，然而时辰未到，有的只是模糊的念头，待到炮弹打到身边了，念头才变成决定，每一下炮声都像一支敲打在棺木盖板上的钉子，轰轰轰，咚咚咚，把念头愈钉愈紧，紧些，再紧些，最后钉得死密。想通之后，陆南才忽然觉得炮声不再恐怖，涌起的反而是亢奋的情绪，像孩子期待开展一个冒险游戏。他忆起初到香港那天，站在尖沙咀码头旁，亦曾有过类似的心情。

哨牙炳和弟兄低估了日本人的战斗力，用不上一个月，也花不了廿天，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已从港督杨慕琦手里接过降书，从十二月八日开战起计，至十二月廿五日傍晚六时半，前后是十八天时间，中间包括了五天的隔海炮轰和飞机轰炸。

日军也曾渡海招降。两回了，皆派一艘汽艇，艇首竖着白旗，旗上用红漆写“Peace Mission”，从尖沙咀出发驶向中环皇后码头。第一回在十二月十三日，艇上载着多田督知中佐，还有港督秘书李夫人和她的两只博美犬。英军情报官鲍撒少校前来应对，伸手挡开多田督知递来的劝降书，道：“抱歉，两军交战，我没法接受敌人的信件。”

多田督知坚持他把劝降书带回港督府，鲍撒让步，杨慕琦因此读到日英中文并列的信件：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勇敢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指日可待。香港命运已定，胜败不言自明。我攻城军代及贵军之命运及香港百万无辜民众，不能听任事态发展。溯自出战以来，贵军努力作战，但如坚持顽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及我国武士道所不忍。望总督深思，立即诺献城，否则余唯有忍泪动武，令贵军屈服。帝国皇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

杨慕琦冷笑一声，把信丢在桌面上，命令鲍撒到码头回复，no，我们对女皇陛下的忠诚义务尚待完成。

五天后，多田督知竟然再次渡海，又是来送劝降书，又换来一番严词拒绝。杨慕琦把第一封信压在第二封信之上，每天下午三点半，坐在作战总部的小房间里，如旧喝下午茶和吃老婆饼。

日本人在这五天里可没闲着，劝降是一回事，炮轰是另一回事，边打边劝，其实亦在争取时间做出攻岛准备。防空警报每天响个两三回，陆南才躲进洞内，每次待上一两小时，幸好有弟兄带来牌九，啪啪啪啪赌个痛快。其他人亦有赌博，或是牌九，或是麻将，或是骰宝，各有拢聚，加上挤在背后的围观者，热闹得像赌馆，喧闹声响此起彼落，尽管遮盖不了隆隆炮声，却足以让人忘记洞外的天崩地裂。赌桌日月长，即使没了桌子，盘腿坐在地上，只要眼前仍然有牌，日月同样不短。防空洞里空气混浊，大家流得满额满脸是汗，眼神却皆亢奋，甚至到了解除警报的时候，有人脸露扫兴神情，要由警察驱赶始心不甘情不愿地离洞归家，仿佛盼望炮轰永不休止。

有一回在洞口遇见仙蒂和几个吧女，冬叔亦在，姐妹们脚步匆忙，陆南才问：“去边呀？打仗了，总不至于仍有老衬吧？”

仙蒂尚未搭腔，冬叔在旁抢白道：“有呀，只不过是不付钱的客人。这些女人还愿意倒贴呢！”

原来酒吧姐妹们担心一些彻夜驻守碉堡的英军恩客吃不饱，特地每天带些简单饭菜前往探望，当然是违反军令的，但守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虎放行，更远远瞧见她们的婀娜身影便扯开嗓门高喊：“Here comes the Wan Chai Angels!”

冬叔对陆南才笑道：“她们是‘湾仔天使’，好捻巴闭！天使都在天堂，所以湾仔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