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13/21页）

绞架在穿廊后面，崔胜民和其他三个人坐在那儿，等最后一次被铐起来。哪天如果有绞刑，行刑日期没定的死刑犯就在厅里静悄悄地等，能听到那天要被处死的人走上绞架的脚步声和他临终说的话。日本军官喊“天皇万岁！”活板门啪的打开，几乎同时是一声沉重的闷响。

但对他，一个韩国人，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价值和好处？崔胜民想。他为他的国家什么也没做过，他的国家为他什么也没做过。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他想到他的父母，想象他们得知他死讯后的剧烈痛苦，他明白，关于他为什么死，他连一个充足理由都给不了他们——除了五十块钱一个月的薪水。

他们在等待死亡的接待室里候着，一个被判死刑、名叫最上健二的看守在唱歌。他们在同一个战俘营里干过一阵子。他们叫他“山狮”，但他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他也得死。崔胜民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人唱歌，还有他怎样使这个澳大利亚人不唱了，但对最上健二唱歌，他无法干预。日本军官单个儿行事充满自信，对别人满不在乎。接着，他们被带回各自的牢房。

他睡不着。他几乎痛苦地感到活着、醒着，想要品尝、经历他生命的每一秒。对无法逃走感到恐慌，对没拿到五十块钱感到愤怒，为了使他的心不要在这两者之间狂乱地反复，他尽力去想其他人在被绞死前是怎样应对的。

“为伟大韩国加油！”走着他厄运难逃的十三步，一个韩国人高喊。

什么伟大韩国？崔胜民不明白。我的五十块钱呢？我不是韩国人，他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我的五十块钱在哪儿？他想要知道。在哪儿？

当农民的父亲想过让他受教育，但日子艰难，上了三年初级小学，知道了一些日本神话和历史，他就离开学校，到一个韩国人家作用人。他们给他提供住宿，每月给他两日元，经常殴打他。他当时八岁。十二岁时，他到一个日本人家做工，他们给他住，给他每月六日元，给他视情况而定的抽打。十五岁时，他听说日本人在招募看守——为了叫他们去位于帝国其他地方的战俘营里工作。薪水每月五十块。为了相似数额的薪水，他十三岁的妹妹向日本人报名去伪满洲国当慰安妇。她对他说她会在医院里帮着照护军人，跟他一样，妹妹非常兴奋。她不认字，也不会写字，他再没从她那儿收到一言半语，自从知道慰安妇是干什么的，他尽力不去想她，如果想了，他盼她死，为了她好。

他有很多名字，韩文名崔胜民，在釜山，他们给他取的日文名是三谷明也，点名时他对这名字说“到”，现在看守用他的澳大利亚名字“巨蜥”，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被判死刑的其他人中，有些对韩国和日本持有坚定不移的看法——战争、历史、宗教、正义。崔胜民认识到他对什么都没看法。但在他看来，其他人的看法好像不比没看法强，因为那不是他们的看法，而是口号里、无线电里、讲演里、部队手册里的观点，跟他们在日军受训时吸收的观点一样，在吸收过程中，他们忍受了没完没了的殴打。在釜山，因为声音太低，站姿不正确，他们扇他耳光；因为太韩国化，他们扇他耳光；为了向他演示怎样扇别人耳光——能多狠就多狠——他们扇他耳光。崔胜民对此恨死了。他想离开，回家去。但他知道，如果这么做，他会受惩罚，更糟的是他的家人会受到惩罚。他们说抽他耳光是为了使他成为意志坚强的日军战士，但他知道他永远不会成为日军战士。他会是监狱看守，看守那些算不上人的人，在死亡和投降之间优先选择后者的人。

坐在死囚牢里，在无望中，崔胜民多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看法。他希望，在这长夜之间，一个看法最终灵光一现，使他能自由表达，一个使他理解、同时体验到内在宁静的观点。他希望跟信仰天皇的日本军官或信仰韩国的韩国看守一样。也许他原先该要比五十块钱多的薪水。但没有什么看法灵光一现，倒是早晨来得真是太快了。

牢房开始亮起灯，他渴望拥有宁静，他需要这种感觉——当他是一个孩子，在日本人家里做工时，他首次经历了这种感觉。那个日本父亲是苏格兰训练出来的工程师。他穿斜纹软呢，也像英国人一样，有一只宠物狗，它比崔胜民吃得好得多，在这家的餐桌上，总有上好的食物喂它。那家人爱那只狗，崔胜民每天的任务之一是带它散步。狗的眼睛很大，看崔胜民时头上下耸动，等着他再甩出一根棍子。有一天，它跟崔胜民一起去集市买东西。崔胜民抄近路走几条后街，不小心大脚趾磕到横在路上的旧砖头。在狂怒中，他捡起砖头，狗把充满无保留的信任和喜爱的眼神投向他，头左右摆动，等崔胜民像扔球和棍子一样把砖头扔出去。崔胜民把砖头举起，狠狠地砸在狗头上，一下接一下，直到血和软骨把手弄得又黑又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