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自我修养（第5/6页）

石英一看他点了头，大喜过望，拿出一只小银镯子来，塞给他。这镯子口径跟一块自来白差不多，显然不是给大人戴的。两人进屋以后，白狗回想起石英结婚以来这些日子，因为只有一间破屋，所以他们只能用竹屏风隔出两块空间来住，石英跟媳妇有没有制造过孩子，他当然是听得真真儿的了。白狗心想，就冲这种住法，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当天夜里，他给石英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出山，投奔军代表去了。

白狗留给石英的信里，除了告别，还提出了三个问题：

1．如果我们都生了男孩或女孩，怎么办？

2．我们那里到二十岁才结婚，你们这里十六七就结婚了，这个时间差怎么处理？

3．等到二十多年后，我的孩子拿着镯子来找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已经结婚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是指腹为婚领域的经典FAQ，历史上也有很多答案，最常见的三个答案是：结拜兄弟／姐妹、等、不可能。石英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如果他能看懂的话。白狗留下了老家的通信地址，但他知道石英不可能给他写信。他这一走，石英对他一定失望透顶，但他一定要回到山外面去。什么才华流失，这些不过是借口罢了。他在信的最后附了一首《水调歌头》，体现了他的真实水平。至少不是张宗昌范儿的。

白狗就这样回到了老家，又辗转去了内蒙古。他娶了当地的姑娘，1972年生了一个儿子。他把镯子给儿子戴上，结果儿子总是咬它捏它，把镯子都捏变形了。这一年距离白狗离开山窝已经四年了，等这个孩子二十岁时，石英的孩子大概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女孩的话这在当地是不可能不嫁人的年龄了。

听到这里，我们都觉得故事既狗血又传奇，但隐约有什么地方感觉不对。我们看着眼前的白老板，觉得故事的结局大概已经能猜到了，结果等我们往后一听，不但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在哪儿，还发现之前的狗血和传奇都根本算不上狗血和传奇。而且结局也猜错了。

在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中，白狗渐渐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他把精力放在革命诗歌的创作上，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但在“文革”末期，郭沫若先生发表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之后，白狗自惭形秽，把这些手稿都撕了。这一年，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此时大儿子四岁，石英的孩子七八岁。

白狗的大儿子叫白新文，二儿子叫白新武。他给这两个儿子起名的时候福至心灵，忽然想到了让白姓不那么负面的办法。比方说，白崇禧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一点不负面，你只要别用一个现成的动词当名字就行了。

白新文随妈妈，生得细皮嫩肉，说话慢条斯理，兼有近视，戴上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白新武随爸爸，身高体阔，孔武有力，性格刚毅，说一不二。两人开始接受教育时，“文革”已经结束了。后来改革开放，白家兄弟都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的教育，但反映出来就不太一样。老大变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二则朴实无华，踏实肯干。等到高中毕业时，老大决定浪迹四方，追随其父的足迹，做一名云游诗人，这种想法在九十年代初是很先锋、很浪漫的。老二则考上了大学，学物理。

白狗一看老大的性格如此洒脱，心说正好，你云游去吧，我给你指条明路！于是找个合适的时机，跟白新文把二十年前这段往事说了。按说，这是一段佳话，放在当年，也是既先锋又浪漫，没想到两人一下子说翻了。这是因为“结婚”这个词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文艺青年和诗人来说太烟火气、太世俗、太不浪漫了，何况还是去跟山里的村姑结婚。白新文说：“我又不认识她，我们之间能有爱情吗？”爱情这个词在那个年代也就能从白家哥们儿嘴里说出来。

白狗勃然大怒，二十年来积蓄在心头的压力一下子喷薄而出。他说了一大串没过脑子的蠢话，把自己都震惊了。比方说：我跟我的救命恩人指腹为婚，这是多么神圣的约定，我怎么能放任你破坏它！这种话在当时来说是标准的屁话，尤其不应该从一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人嘴里说出来。当时的人们虽然不太好意思公然谈论爱情，但私下里谈得很欢，而且非常反感包办婚姻。年轻人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认为自己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父母而活，你跟别人瞎约定，干我鸟事，我刚起床牙还没刷呢。父子俩闹翻了之后，白新文就带上几个零钱，离家出走，重游大串联老路去也。

这一年白新武二十岁，白新文二十四岁。石英的孩子如果健康地活着，恐怕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很难想象在当地这么大年纪的姑娘还没嫁人。白老板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都已经发现了之前感觉不对的地方问题之所在——白老板看起来很年轻，而且高大威武，他听起来不像哥哥白新文，倒像是弟弟白新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