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第21/25页）

父母们注意啦！

如果你们不想欺骗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希望他们诚实、心智独立、勇敢、有思想且自尊自爱，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他们去上这类学校。除了赞助运动员的艺术、给权威使眼色的技巧，他们在那些地方几乎什么都学不到。

可怕的不是糟糕；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国家，糟糕是预料之中的事。真正可怕的是恶俗，这些学院冒充真正的大学——可敬、博学、不受腐蚀，并因其无私的学术工作而堪称社会的指路明灯，这才是真正的恶俗。

恶俗的学位服

在大学生们穿着素净的黑色长袍，戴着传统的方形学位帽列队参加毕业典礼的时代，只有披肩——注意，不是肩带——上有一些彩色，这儿那儿地作一些点缀，以表明毕业生们的学位和授予他们学位的学院。那时，人们知道学位服是一整件的长袍，而不是可以分成几件的礼袍，像法官礼袍那种，这就好比城镇居民有别于大学师生。如今，由于大学和学院以令人窒息的速度猛增，混进里头闲逛的人也大幅增加，这类学校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该如何称呼学位服和其他的许多东西了，似乎他们从未听说过查普曼101翻译的荷马作品、斯宾诺莎102或“伟大的存在之链”103。既然简洁已经变得可疑，矫揉造作和毫无意义的花哨就取代了古老的庄重与高贵，正如在当代的表演和对话（见“恶俗对话”）中，精妙的低调已经罕有了。所以现在你在毕业典礼上看到的学院队列，十有八九都是恶俗的。

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理应承受大部分的谴责，因为是它开创了学院服的“现代运动”，允许哲学和其他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穿桃红色（哈佛认为是深红色）的长袍，袖子上带着对比明显的黑色天鹅绒条纹。闸门一旦打开，最糟糕的大学很快就给他们的博士生配制了最俗不可耐的长袍。现在看来，学位帽也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小小的宽顶方形圆帽便被设计了出来，一些十分恶俗的学校还推出了其宽无比的仿伊丽莎白礼帽，一旦会计系或营销系的教授们戴上这种帽子，就会不知不觉变得滑稽。这些教授对文艺复兴的知识如此有限，恐怕也不会知道詹姆斯国王的帽子是什么样的吧。

由于“色彩革命”前备受哈佛大学钟爱的那种高贵的黑色博士长袍前面两条天鹅绒饰带上绣着的两只彩色小青蛙能表明学位的级别（比如蓝色代表“哲学博士”），很快，恶俗大学和学院也知道自己可以用各种标识和符号来装饰饰带了，比如大学的校徽及校徽下方的绶带（当然都是按学校的头衔伪造的），以及各式各样醒目的标记。不久，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们就开始炫耀饰带上两顶相对应的王冠；罗格斯大学（过去的女王学院）博士服的饰带上则是两个丑得吓人的斜体大写字母“Q”，下面写着“1766”；密歇根大学则是两盏小小的学习用灯（知道什么意思吧？）；波士顿大学博士服的饰带上装饰着的，是这所学校那俗丽且毫无品味的校徽……

神职人员的服饰供应商也不甘落后，紧跟时代潮流。如今，你可以在牧师们炫耀的长袍上看到前面的饰带上对称地装饰着阿尔布雷特·丢勒104那双著名的、极其通俗的祈祷之手，这样教徒们就懂了。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了恶俗的本质——只在夸张的、头脑简单的表面工作上下工夫，这就好比不恰当地给黑白老电影上色，使其变得绚丽多彩，或用新闻图片去说服大众。

1 Jessie Helms（1921—2008），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极右派种族主义者，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2 John Mitchell（1913—1988），曾担任尼克松竞选班子的主管，“水门事件”后辞职。——编者注

3 Edward Kennedy（1932—2009），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译者注

4 Gary Hart（1936—），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1987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5 Mary Jo Kopechne（1940—1969），爱德华·肯尼迪的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女秘书，1969 年在查帕奎迪克岛死于爱德华·肯尼迪的车中，这个事件被称为“查帕奎迪克丑闻”。——编者注

6 Donna Rice（1958—），模特、哈特的婚外情人，与哈特的性丑闻被媒体披露后，哈特被迫退出总统竞选。——编者注

7 Jimmy Swaggart（1935—），Jim Bakker（1940—），两人都是红极一时的美国基督教电视布道家，后来都传出了性丑闻。——编者注

8 Sun Myung Moon（1920—），韩国基督教教派统一教创始人、教主。自称 15 岁登一座小山时受到耶稣的启示，从此立志拯救全人类。1971 年为了宣传神的旨意而移居美国，曾先后因重婚罪、通奸罪、漏报所得税等罪名在朝鲜和美国入狱服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