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6/24页）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清政府1895年初在与日本的甲午之战中落败，被迫求和。双方谈判地点定在日本马关（现称“下关”）。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小镇由此闻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3月14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二品顶戴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随从医生、武弁、厨师、茶房、轿班、理发匠等共计135人的庞大使团，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港起航，19日上午8点到达马关港。日方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等人到港口迎接，并照会清政府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日方议和全权代表。双方约定，次日下午3点在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议。当天，使团按预定方案暂住在船上。

马关港口除了有接待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挤满了看热闹的日本人。其中夹杂着不少玄洋社、神刀馆等当时日本黑社会的暴徒们。这些人挥舞着太阳旗和日本军旗，狂呼“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等口号。此情此景，让李鸿章原本欠佳的心情越发沉重。

交换敕书

李鸿章：“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李鸿章等乘坐汽艇“小野田”号抵达阿弥陀寺街镇守神社前的临时栈桥，上岸后坐轿进入谈判地点春帆楼。随员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9人。罗丰禄携带用丝织品包裹的卷轴国书。据日方当日报纸报道：李鸿章脸色壮实，穿黑色上衣、褐色缎裤子，脚着薄底快靴，戴金边白玉眼镜，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高于他人。出船舱与登石阶时，由两名侍者搀扶。出船移步至栈桥时，见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流露出担心人多势众的表情，但又立即端正严肃地进入轿内。相比之下，李经方则面色明显衰老，因其曾在日本任职两年，故登陆后表现比其父亲要镇静许多。他面露笑容，频繁向围观人群挥手致意。

3时，中日双方第一次议和会议在春帆楼开始。中方出席人员为：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日文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日方出席人员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内阁书记馆长伊东已代治，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楢原陈政。